“第二屆廣東中小企業經濟論壇”有兩條資訊引起了大家廣泛的關注：一是在從緊貨幣政策下，上半年全國已經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倒閉；二是為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國家發改委目前正同有關部門“研究”建立國家中小企業銀行。

　　兩條資訊，似乎一喜一憂。第一條資訊，印證了學界叫嚷的“流動性過剩”實為假象，否則大量的中小企業何以會因缺錢而“倒斃”？即便貸款是逐月增長的，但錢顯然并沒有流向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第二條資訊則更值得探究———“國家中小企業銀行”的成立是否真能破解中小企業融資之困？
　　資金本身作為稀缺資源，其獲取具有競爭性。中國大量信貸資源壟斷在國有企業手里，成為他們投資于資本市場和房地產的工具，抬高資產價格，而不是流向實業，大企業壟斷的信貸資源對中小企業的“擠出效應”無疑是明顯的。這種情況下，成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似乎成了合乎邏輯的選擇，猶如被稱為“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創辦的向最窮苦孟加拉人提供小額貸款的格萊珉銀行。
　　不過需警惕的是，可能因為中小企業銀行的成立，其他金融機構會理直氣壯地不再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致使其面臨的信貸環境更為惡化，這種制度“悖論”早已經被制度經濟學所證明。其實，在金融資源被四大行、數百家城市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基本壟斷的情況下，究竟是一個專門的中小企業銀行值得信賴，還是通過克服制度失靈，政府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讓中小企業從這些已經存在的商業銀行獲得貸款更可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退一步講，即使成立一個這樣的銀行，需要在全國成立多少家分支機構，投入多少工作人員和資金，才能服務于全國上百萬家的中小企業？而且，這樣一個“專門”機構，“壟斷”了中小企業的貸款權，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新的尋租勢必形成。
　　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鮮有成立所謂“專門”的信貸機構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的。有人說，日本中小企業也有專門的銀行為其服務，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大財團大企業壟斷的國度，其中小企業很少有發展良好的。就信用鏈條而言，中小企業信貸之難，關鍵在于其信用不足，從銀行信用的角度而言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需要政府以自己的信用來代替商業信用，為其提供擔保，無論是上世紀的美國，還是歐洲，都莫不如此。美國專門負責為中小企業貸款擔保的中小企業管理局成功地履行了這種信用擔保職責，其擔保損失由政府承擔，國會每年撥付預算。據統計數據表明，2000年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用2700萬美元的擔保，在公開市場得到了23億美元的貸款。政府每投入1美元，預計損失8美分。這就是政府的全部風險。美國在中小企業擔保方面無疑是很成功的。與其建立專門的銀行，不如學習美國政府，完善擔保機構，承擔“有限”的擔保責任。
　　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中小企業融資之困的制度根源，還在于宏觀調控的“成本”完全轉嫁于企業。在經濟基本面逆轉，通脹加劇的情況下，只是實行單一的從緊貨幣政策，而不是同時采用減稅、擴大財政支出等財政政策。這和供給學派所主張的稅收政策是相悖的，可能造成企業的大量倒閉和經濟的衰退，最終導致政府稅源的銳減。
　　因此，就中國當前的語境而言，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之困，恐怕并不在于去成立專門的銀行。更應該優先考慮完善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放松中小企業股權融資的相關政策，拓寬其股權融資的通道，鼓勵養老、保險等公共基金通過股權投資基金等方式進入中小企業，加快創業板的建設，讓資本市場不再成為大企業圈錢的“專利”，而是成為中小企業創業的起踏板。同時，考慮到從緊的貨幣政策剛顯成效，千萬不能輕易放松信貸政策，特別是對大企業和大的投資項目。不完善信用擔保體系，放松信貸，中小企業仍然得不到貸款。就財政政策而言，盡管今年經歷了雪災和大震災，但中央政府的財政之好是歷屆政府少見的，我們有足夠的財力去實施減稅政策。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日前在財政部官方網站撰文《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呼吁減稅值得關注，雖然這只是他作為財政部部長針對個稅調整的表態。在全球經濟面臨衰退的情況下，通過減免稅，讓企業休養生息，這才是解救中小企業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