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法規(guī)號稱市場經濟的“憲法”，但任何國家的競爭法規(guī)都必須規(guī)定一定的免受反壟斷起訴，這是因為市場功能本身就存在缺陷，加之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一些部門和領域需要通過其它方式代替或限制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這主要表現為國家實行必要的競爭限制和調節(jié)，合理劃定競爭例外范圍，而對外經貿就是各國競爭法規(guī)中重要的豁免內容，凡是政府批準的為加強與外國企業(yè)的競爭而進行的企業(yè)協調行為。在確立了外經貿領域競爭例外原則的國家，凡是政府批準的為加強與外國企業(yè)的競爭而進行的企業(yè)協調行為，均可豁免反托拉斯法追究。
　　外經貿領域競爭何以例外？首要理由是出口貿易中的限制競爭行為一般只影響進口國的消費者利益，因此出口國無理由對之采取反托拉斯行動。而且，通過準許建立出口卡特爾和進口卡特爾，可以使本國企業(yè)結合成一個整體在國際市場上開展競爭，避免由于相互競爭而競相提高進口商品價格、壓低出口商品價格，從而改進本國貿易條件，從國際貿易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在國家貿易收支逆差巨大、產業(yè)競爭力明顯下降之時，這一點尤其有說服力。特別是國家間“武器平等原則”要求，在其他許多國家不限制出口卡特爾的情況下，單方面限制本國出口卡特爾的國家將蒙受損失。
  　早在1918年，美國就頒布《韋伯—波密倫法》，允許美國制造商組成出口聯合企業(yè)并相互協作。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這項原則得到了“發(fā)揚光大”，在里根執(zhí)政時期，在“增強美國國際競爭力”的聲浪中，以1982年《外銷公司法》等一系列法案和判例為標志，從企業(yè)合作研究開發(fā)、合作生產到聯合出口，美國立法和執(zhí)法部門對許多以前必定要被判為“違法”的做法開了綠燈。正如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福特總統(tǒng)顧問菲利普·阿里達(Phillip Areeda)回顧1980年代以來美國反托拉斯政策演變時指出的那樣：“主流是效率。今天，已很少有人動用反托拉斯法來防止有明顯的效率的成果，其重要性已經被國際競爭壓倒了。”
　　其他發(fā)達國家在這一點上也是如此。論嚴格程度，二戰(zhàn)之后聯邦德國的競爭法規(guī)堪稱西方國家之最，其中，正式生效于1958年1月1日的《反對競爭限制法》被德國人視為市場競爭制度的基石。《反對競爭限制法》原則上禁止卡特爾，該法明文規(guī)定：“企業(yè)或企業(yè)協會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締結的協議以及企業(yè)協會的決議，其目的如果是限制競爭，且影響了生產或者商品交換及服務的市場狀況，則無效。”然而，也正是這部法規(guī)準許成立出口卡特爾。從1958年1月《反對競爭限制法》生效至1990年底，實際批準生效的出口卡特爾合計為134個。
　　作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作為一個由于企業(yè)組織結構不佳導致對外貿易條件顯著惡化、利益流失嚴重的國家，我國確立外經貿競爭例外原則尤為重要。令人欣慰的是，即將實施的《反壟斷法》第十五條第六款明確規(guī)定，經營者能夠證明所達成的協議屬于“為保障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正當利益的”，不適用于旨在限制壟斷協議的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盡管如此，如果我們要落實這項條款，切實通過改善企業(yè)組織結構來改善我國貿易條件，我們還必須應對好貿易伙伴國家對我國出口的反壟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