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近年來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全球經濟長期失衡基礎之上的，由于在最終消費市場及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都缺乏有效話語權，如果美歐居民的資產泡沫發生破裂，美歐過度消費的條件將發生逆轉，對亞洲經濟體的打擊是巨大且殘酷的。

　　因此，亞洲各國當前需要深入反思以往的經濟增長模式，避免簡單地切入以美歐為主的全球經濟生態鏈。同時為保證自身經濟的安全，應進一步增強抗拒經濟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能源等國際要素價格的持續飆升正對全球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形成前所未有的沖擊，亞洲各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經濟滯脹風險概率的提升。
　　目前，泰國、印度和韓國等國經濟金融面臨著越來越復雜的壓力。而在兩個月前，麻煩還僅集中在越南這一小國，當時一些經濟學家通過簡單的推理和類比也認為越南問題僅是個案，顛覆不了分工已經高度區域化、外匯儲備全球最高的亞洲其他經濟體。其實早在去年美次貸危機爆發后，一些人士就拋出新興市場國家同美國經濟“脫鉤論”。當前他們對越南經濟問題的看法仍然變相地堅持“脫鉤論”。所不同的是，過去談脫鉤是以新興市場國家整體與美國經濟脫鉤，而目前已經收縮為新興市場國家中部分國家如中國等與美國經濟脫鉤。
　　在美歐等國家和地區遭遇經濟滯脹的考驗下，繼續變相鼓吹經濟脫鉤論無疑有些掩耳盜鈴。事實上，對于主要通過改革和開放切入全球經濟鏈條并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來講，并不可能做到獨善其身。為此，我們要考慮的是當前亞洲經濟增長模式是否需要進行更為深入和細致的反思。
　　筆者認為，首先，當前國際分工的特征表明，由美次貸危機觸動的全球經濟滯脹風險，對亞洲經濟體的沖擊力實際上高于對美歐等經濟的沖擊。從全球經濟分工協作鏈上看，近年來亞洲經濟的高速增長、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等是建立在同西方進行借貸的基礎上得以維持的。即亞洲制造圈通過借出現期儲蓄出售其制造的商品，而美歐等經濟體通過支付泡沫化的資產來消費亞洲制造的商品。這種亞洲制造圈與美歐消費圈的貿易交換得以維系則是依靠美歐資本市場資產價格泡沫的可維系程度來達到危險的平衡。由于過去數年美歐資產泡沫帶來的財富效應刺激了該地區居民的過度消費偏好，加之亞洲經濟體普遍采取了對要素資源價格管制和財政補貼措施，亞洲制造業得以迅速擴展，從而增加了對大宗要素資源的大量需求。
　　然而，美歐國家居民的消費恰恰是建立在資產泡沫化下的財富幻覺；因此，一旦美歐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居民財富幻覺消失，美歐過度消費的條件將發生逆轉，對亞洲經濟體而言：從短期看將面臨著經濟滯脹風險壓力。同時，由于亞洲近年來制造產能的擴展滿足的是美歐居民在資產泡沫刺激下的虛幻需求，對亞洲經濟體講，中長期需要面對的風險則是產能過剩下的通縮風險或通脹與不良資產加劇的風險。
　　亞洲當前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以借出資本、借入增長為主要特征。在最終消費市場缺乏有效話語權、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同樣缺乏議價能力的情況下，亞洲經濟體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事實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即制造規模越大，話語權將越低。更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相比１９９８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亞洲經濟體當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遠高于十年前，且普遍高于國際社會上的正常支付水平。但實際上這些累積的外匯儲備的實際購買力最終需要美歐市場資本價格做其支撐（不論是投資美國國債還是股票等其他有效證券資產）。因此，美歐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力。
　　從這個角度上看，亞洲經濟體雖然擁有較為充足的外匯儲備資產，但本幣匯率的升值壓力客觀上增加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風險壓力。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并不是什么新問題或新現象，而是亞洲國家過去危機的一種翻版。能源等國際要素價格持續飆升，亞洲經濟體本幣升值風險短期壓力將較大，而中期將面臨越來越明顯的貶值壓力；同時，要素價格走高抬高的制造成本將使得要素資源普遍缺乏的亞洲經濟體面臨著經濟衰退的風險。
　　近年來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全球經濟長期失衡的基礎之上，而這次引發全球經濟滯脹風險的導火索為需求端。從全球經濟生態鏈的角度看全球經濟的滯脹風險首先表現在需求端的美歐國家，經濟滯脹風險從美歐等發達市場傳導至亞洲制造端國家存在明顯的時滯。一般在正常情況下這一傳導時滯為３～９個月。本次向亞洲經濟體的傳導從時間上看似乎有些偏離。導致這一傳導偏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歐為防止金融危機擴展所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打亂了市場正常的傳導條件。遺憾的是，包括一些經濟界人士把這種傳導的時滯錯判為亞洲經濟體與美歐經濟的脫鉤。更令人擔憂的是，雖然經濟滯脹風險傳導至亞洲經濟體中間間隔了較長一段時間，但從危機的破壞程度看，亞洲經濟體對經濟滯脹的承載能力要顯著低于美歐國家。
　　總之，對于亞洲經濟體的宏觀調控部門來講，需要有效利用好經濟滯脹傳導的這段時滯。做好應對經濟滯脹風險的思想和政策準備。畢竟，一旦經濟滯脹傳導至亞洲經濟體，其破壞力不可小視。同時，亞洲各國需要深入反思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與１９９８年前后發生了明顯的改善和變化？這種改善和變化是否可以促使亞洲國家真正抵御風險、化解風險。從而進一步思考亞洲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如何增強亞洲經濟體的整體抗風險能力和水平，如何開發亞洲這個待開發的市場，避免簡單地切入或融入以美歐為主的全球經濟生態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