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重要的是，要設法尋找解決大國間貨幣匯率的穩定措施，特別是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的匯率穩定，這是維護世界經濟與貿易發展的緊迫任務

　　要充分認識到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充滿利益博弈的長期摩擦過程。因此，相關國家要自覺尋找能夠合作的國家，加強貨幣與匯率間的磋商與協調

兩個歷史時期比較中的兩個引人思考的問題

　　如果以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為標志，將二戰后的1946年到2008年的這60多年劃分為兩個時期：1946~1970年的24年，和1971年至今的37年，那么，前一時期國際貨幣體系基本上是以固定匯率為特征，而后一時期以浮動匯率為特征。在不同匯率體系下的這兩個歷史時期，在全球國際儲備增長和金融危機現象上分別出現了明顯不同的景象。
　　1.關于全球國際儲備。戰后的1948年，全球國際儲備為478億美元，到1970年增長到932億美元，22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僅為3%。而從1971年到2007年底的37年間，全球的國際儲備卻以年均12%的速度在快速增長。由1970年的932億美元增長到了2007年底的64892億美元。37年間全球國際儲備增長了約70倍。而與此同時，全球的GDP僅增長了約16倍。
　　2.關于金融危機現象。
　　第一，在1971年前的24年時間內，世界經濟與金融基本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發展，但1971年后至今的37年時間內，國際上金融危機則層出不窮。而且，金融危機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爆發的頻率越來越高。本世紀初世界銀行曾有研究報告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上世紀末，共有93個國家先后爆發了112次系統性的銀行危機，還有46個國家發生了51次準危機。
　　第二，過去大量的金融危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次發達國家，但本世紀開始，金融危機現象卻不斷纏上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從本世紀初的網絡股泡沫破滅，到目前仍在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的美國次貸危機。

兩個問題的根源何在？

　　為什么自1971年后全球國際儲備的增速遠遠快于全球GDP的增速？為什么金融危機會從窮國傳遞到富國，從小國傳染到世界上最大經濟體？
　　首先，是“特里芬難題”和浮動匯率的制度基礎提供了一種可能性。1971年黃金-美元本位制解體，但世界貿易的不斷增長仍需要以美元為主要國際結算貨幣，這就容忍了美國政府可以經常保持一定幅度內的經常項目赤字，加上浮動匯率制度，美國政府就可以不斷利用美元的升值與貶值手段，在解決國內經濟矛盾、擴大貿易赤字的過程中，連續不斷地向世界提供過多的美元。
　　其次，在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后，經濟上后來居上的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基于貨幣錯配和其他金融脆弱性的多方面原因，從自身和他國金融危機的教訓中認識到擁有一定國際儲備的重要性。因此迫不得已，不斷地增持國際儲備。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一些石油輸出國家，更是有條件以較快的速度增持大量的國際儲備。
　　第三，從中國來看，發端于1972年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的第一次中美首腦的握手，到上世紀80年代后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開始逐步解禁、融入世界經濟。從世界范圍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歐、蘇聯和拉美一些國家也紛紛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再加上IT新技術的出現，經濟一體化、全球化浪潮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1914年停止后，相隔一百年又一次掀起，全球生產分工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全球經濟發展能夠充分享受“全球化紅利”和“人口紅利”，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增長周期。
　　美國政府正是利用了“特里芬難題”和浮動匯率制度以及新一輪全球化下的經濟上升周期機遇，通過手中的政策工具，在刺激美國經濟的高增長和部分推動全球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又一次向全球發行了大量美元。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儲備由2002年的2.57萬億增加到了2007年底的6.49萬億。五年內快速增加了近一倍半。
　　但是，IT技術和金融衍生技術的爆炸式發展，某種意義上往往又會產生為虎作倀的作用。正是因為格林斯潘時代充分利用了被其稱贊的“美國金融市場的彈性”，巧妙地運用了匯率、利率和金融新技術手段大量發行美元，在迎合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中結構扭曲的同時，過分放大了美國實體經濟增長所不能長期支撐的虛擬經濟規模，盡管短期內支持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持續上升，但最終不得不埋下了影響今天全球經濟穩定的次貸危機的種子。

應該認真審視的四點認識

　　美國應該承擔起大國的責任，相關國家要配合美國，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
　　全球國際儲備增長過快，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另一種表現。全球經濟失衡的不可持續或者說階段性的市場自我糾錯，目前已經以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為轉折在全球被迫開始。全球經濟如果要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除新興國家部分增長因素外，肯定主要不是通過美國政府和美聯儲不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所能解決的，因為這只能延緩美國經濟“疼痛”的劇烈程度，而對他國經濟而言，剩下的僅是副作用。可以預言，在體現美國經濟新的生產力的生物、醫療等新技術大量涌現前，美國當前的經濟衰退稍有緩和后，只有減緩美元不斷貶值和降息的節奏，在增長和就業方面吞下過去錯誤政策種下的“苦果”，美國經濟才能步入新的正常的增長軌道。
　　因此，為了配合全球經濟穩定發展中部分失衡的糾錯，相關國家在不希望美國經濟 “硬著陸” 的同時，應該配合美國經濟漸進的結構調整，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中國政府自2007年以來已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正是在著手自身的結構調整。也許調整的結果，是增長速度會有所放緩，但從長期可持續發展看，這是不得不付出的“暫時”代價。
　　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當前全球國際儲備增長過快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另一種表現，同樣，對快速發展的主權財富基金，也應該正視它，而不是拒絕它。應該看到，主權財富基金同樣是全球經濟失衡和“特里芬難題”的“共生現象”。應該認識到：
　　第一，對主權財富基金應盡可能用經濟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來看待它。要看到，主權財富基金在投資債券與投資股權上進行選擇，是金融市場上資產選擇的市場行為，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主權財富基金既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又是調整全球經濟失衡的一種手段。如果硬性回避與拒絕它，既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拒絕的程度一旦激烈，短時間內相關國家減持美元的速度會加快，赤字國家的資本流將發生迅速逆轉，更容易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震蕩，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第二，要冷靜看到，不應過分夸大主權財富基金的影響。據有關機構測算，目前主權財富基金總量還不到養老金、保險資金、共同基金、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總和的1/20，在全球股份和債券市場資產總和中約占2%，如果5年后發展到6萬億到10萬億美元，也只能達到全球金融資產的6%左右。而且主權財富基金不像對沖基金那樣具有高杠桿作用，因此不要過于看重主權財富基金的影響。
　　第三，從一國安全角度出發，可以要求主權財富基金增加投資透明度，但強調透明度應堅持市場原則和公平原則。一是透明度要求應該由相關國家共同協商、平等決定，不能有歧視政策；二是對私人投資部門中的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應同主權財富基金一樣，對其應有共同的透明度要求；三是透明度應該是雙邊的，對投資者要有透明度要求，對投資接受國同樣要提出有合作意向的透明度要求。要反對新一輪的保護主義。
　　第四，有關研究表明，2007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增大到了3.5萬億美元，今后的七年內將超過美國經濟總量。解決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過快增長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透明度要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相關國家都要加快國內結構的調整，包括金融深化政策的調整，這是保持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希望所在。在相關國家結構調整未到位前，主權財富基金的國際間運用，恰恰是有利于糾正有關國家儲蓄與消費間的失衡比例，有利于改善資源在國際間的有效配置。
　　60多年國際經濟前后兩個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表明，要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的矛盾和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切實負起該組織成立之初的宗旨與責任，改變如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所說的“IMF正在慢慢變成一個不相干的角色”這一局面。當前重要的是，要設法尋找解決大國間貨幣匯率的穩定措施，特別是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的匯率穩定，這是維護世界經濟與貿易發展的緊迫任務。當前，盡管世界儲備中美元的份額已由2001年的72.7%下降到了2007年的63.9%，但是不要忘記，上世紀90年代該指標也曾滑落到更低的50%。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絲毫不意味著“美元霸權”地位的結束。而恰恰要當心的是，該指標在一段時期內的起起落落，往往意味著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和世界經濟將付出不該付出的沉重代價。
　　同時要看到，不管我們今天如何向美國政府和美國擁有最大發言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呼吁，要切實負起解決當今國際貨幣體系困境的責任，但呼吁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要充分認識到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充滿利益博弈的長期摩擦過程。因此，相關國家要自覺尋找能夠合作的國家，加強貨幣與匯率間的磋商與協調。特別是亞洲區域內的國家與地區，在區內貿易份額比例不斷提高的狀態下，更應加快區內金融合作的步伐。穩定發展亞洲經濟，就是對全球經濟穩定發展的最大貢獻。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