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關于《勞動合同法》辯論的正反雙方，雖然觀點和論據針鋒相對，卻陷入共同的認識誤區。反方認為該法的出臺時機尚早，可能助推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的趨勢，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過早喪失，“中國制造”不再具有國際競爭力；正方堅決擁護該法的出臺，認為可以盡早結束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時代。雙方都認為其立法初衷在于通過提高勞動者報酬，把勞資關系的天平向勞動者一方傾斜，因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提高勞動力成本。按照這兩種觀點，對于長期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勞動合同法》的頒布都具有“狼來了”的驚世駭俗效果。
　　不錯，《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的確會產生提高勞動力成本的效果，但其初衷不在于此。首先，針對企業在勞動關系中的濫用現象，《勞動合同法》做出的新規定，著眼于在無論何種條件下，在任何經濟發展階段上，都必須保護的一些勞動者基本權益，由此導致的企業成本，應該屬于必須和必要的。其次，主要針對以往就業中的非正規性，《勞動合同法》對部分不合理用工和不規范勞動關系進行了規制，把以往的不規范、不統一，常常是在一對一的討價還價中決定的雇傭和解雇行為，從有利于保護雇傭雙方合法權益出發加以規范化。由于在勞動關系中存在的不對稱現象，長期以來在現實中不利于勞動者的處理方式居多，因此，對此進行規制以后，企業可能面臨著增加開支的影響。除去那些單純依靠血汗工資制度掙錢的極端情形，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由于《勞動合同法》的執行，在合法雇傭關系范圍之內，可能使企業工資成本支出增加5%～15%。
　　這個勞動力成本增加的水平并不可怕。將這一增長趨勢與常規的工資增長做比較發現，城鎮正規部門的工資水平，自1999年以來每年保持2位數的平均增長率，2006年增長率為12.7%，而以農民工為代表的非農產業非正規就業者的工資水平，近年來增長也很快。例如，農民工的工資在2003年以前大約10年的時間里，幾乎沒有什么增長，而從那以后則逐年加快增長：2003年提高0.7%，2004年2.8%，2005年6.5%，2006年11.5%，2007年則提高了20%。
　　可見，即使立法因素導致勞動力成本提高，其幅度并沒有超過平均工資增長的一般趨勢，《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絕不像“狼來了”那樣可怕。如果說勞動力成本有提高的趨勢，那是企業用工需求與勞動力供給數量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是勞動力市場的正常反應。企業競相提高工資，是為了獲得所需的勞動力，把這個動因與《勞動合同法》的規制要求結合起來，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
　　工資該不該提高，中國企業是否承受得起這種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歸根結底取決于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有多快。根據計算，在2000～2004年，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為24.1%，而同期制造業工資的增長率僅為7.8%。由此可見，在不喪失勞動力豐富比較優勢的前提下，中國制造業工資提高的空間是巨大的。雖然近年來中國大陸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即便加上人民幣升值的效果，2007年中國大陸正規部門制造業工資，仍然只是美國的4.4%、韓國的10.9%、新加坡的16.7%、墨西哥的32.6%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17.1%和臺灣地區的21.6%。如果以農民工作為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代表，其工資水平比正規部門低近一半，因而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差距也擴大了近一倍。可見，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特點并沒有消失，在很長的時期里，“狼”還不會來。
　　一位研究臺資企業的臺灣地區教授告訴我，1994年《勞動法》頒布之后，在大陸投資的臺商一般估計，該法的實施會導致勞動力成本提高20%。但是，事后表明這個擔心是多余的，就是說勞動力成本并沒有提高。他講這個故事是在暗示，即使有法律存在，只要不認真執行，就不用擔心其后果。這倒提醒我們關于“狼來了”這個故事的本來含義，既然千呼萬喚始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對于建立正常、規范的勞動關系是必要的，是順應發展階段要求的，就要把它貫徹到底，千萬不要重蹈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覆轍。
　　在任何勞動關系中，雇傭雙方利益上的不一致是與生俱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永恒存在的。但是，穩定勞動雇傭關系，歸根結底既有利于勞動者也有利于雇主。《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實施的初衷，就是要依法淘汰那些在雇傭關系中投機牟利的企業，讓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在法治的框架內更好地成長。另一方面，穩定和規范勞動雇傭關系，也絕不意味著回到“鐵飯碗”的時代。為了打破就業體制中的“鐵飯碗”，我們曾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數千萬名城市職工的下崗和失業。因此，保住勞動力市場發育的這個勝利果實，不讓改革成果付諸東流，也應該成為立法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在制訂具有操作性的實施條例時，既堅定不移地貫徹該法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基本精神，同時堅決維護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作用，真正實現法律規定的實用、適用和執行有效。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