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科學發展”大討論動員會上，市委書記仇和動員大家要樹立“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斷創新求變的求索作風。(《生活新報》4月15 日)

　　不容否認，解放思想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一大法寶，沒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我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仇書記對“解放思想”的闡釋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解放思想不得超出法律精神和具體規定。
　　“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這句話并不全錯，但有其必要前提，那就是私法(民事法律)領域的“私權自治”。用我們中國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事權利的范疇內，“沒有明文禁止即許可”，反之，對于公共權力來說，“無明文授權即禁止”。仇書記作為主政一方的官員，公開宣稱“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顯然不合時宜，與法律精神相違背。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魚而取熊掌也。現在的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到底誰是魚，誰是熊掌？
　　從昆明一市的實現情況來看，對于當地百姓和部分官員來說，經濟發展、人民富裕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得更寬廣一些，放眼全國，我們不難看到的是，在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前提之下，在“效益與公平”的考量之間，人們已經將注意力從“效益”轉向了“公平”。法律以及奠基于法律之上的法治作為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已經超越傳統的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而成為社會的普遍訴求，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