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3月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要把抑制物價的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并以五大舉措應對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據3月23日《新京報》）。

　　面對國際、國內通脹形勢，有效抑制物價過快上漲確屬我國宏觀調控當務之急。但謝局長開列的處方———短期政策五大舉措，第二項值得思辯：“要調整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關系，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降低勞動力成本所推動的通脹壓力。”
　　勞動者收入是勞動力價格，各行各業比價協調，意味著勞動力配置優化，務工和務農間自不例外；通脹是貨幣現象，無論需求拉動還是成本推動，都根植于貨幣增速超過商品增速。很清楚，有無通脹都需要比價協調，而比價協調與否都可能存在通脹。
　　所以，應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這毫無疑問。但有疑問的是，在政府政策層面，以“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來緩解成本推動通脹，作為遏制通脹的武器之一。
　　從理論上講，市場經濟無可替代的優越性就在于，給定經濟環境，包括物價、工資、利率在內的全部價格由市場充分調節，可得到最富效率的資源配置結果。就實踐而言，市場經濟先行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反復證明，除了改善經濟環境而間接作用于價格走勢，不到迫不得已，政府不輕易插手價格運行，即使解燃眉之急也動作審慎、幅度有限。
　　其實，不管謝局長的話屬個人觀點還是政府意見，也無論公眾是否誤會謝局長言下之意，既聞“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一語，指出拿此舉醫治通脹是開錯處方便很有必要。我們也應當正視這一基本國情：長期以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務工收入雖相對于務農收入高一些，但相對于企業利潤卻偏低，在此角度從未“過快上漲”。
　　而成本推動的通脹，有工資推動型、利潤推動型和兩者合力推動型，現實觀之，即使要強力降壓，也應首先開出防止利潤過快增長的“中藥”，對務工收入設防似乎把錯了脈，與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相悖———目前，包括務工收入在內的勞動力成本，不是高了，而是太低廉。
　　務工收入水平應由市場決定，政府之責是規范勞動力市場，促進其走向合理。無論對理順務工和務農的收入比價還是對降低成本推動的通脹，“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