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前，深圳市都會掀起一股農民工退保潮。據2月24日央視報道，2007年深圳共有493.97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而退保的人數竟然高達83萬人。

　　農民工退保是一種無奈選擇。表面上看，是因為養老保險屬于“地方糧票”，無法在全國“通存通兌”，而其背后的實質問題，是“地方利益”在作怪。深圳市2007年退保87萬人，即使每個退保人平均只交了一年保險，也意味著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億多元貢獻給了地方社保。并且，我們也沒法指責這種地方保護主義思維。養老保險轉續涉及地方政策的銜接問題，并非某一地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出在養老保險“地方統籌”制度明顯不適應我國人口頻繁流動的社會現實。
　　我國人口頻繁流動始于上世紀80年代，而令人費解的是，養老保險“地方統籌”政策的依據——《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是1999年制定發布的。這個時候，人口頻繁流動早已是不可阻擋的社會潮流，人們對此早已有了清醒的認識，而此時出臺的法規卻沒有充分考慮到這種現實，仍秉承著計劃時代的思維，致使建立在這部法規基礎上的養老保險“地方統籌”政策，從一開始實施就遭遇尷尬。
　　與農民工參保極為類似的，還有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我們尊重農民工，讓他們享受市民待遇，他們的子女也可以到城市中小學上學了。可是，農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小學是沒問題的，但要想在城里參加中考、高考就絕對不行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孩子最后無處參加高考。農民工是流動的，他們的子女也是流動的，可我們的相關政策卻與這種社會現實明顯不適應，而且這么多年過去了，仍處于“不適應”狀態。
　　人口頻繁流動是我國當下最大的社會現實之一，可我們有多少政策滯后于這一現實，不能適應這一現實？幾億農民工是崛起中的社會利益群體，這也是我國當下最大的社會現實之一，他們的“利益”問題解決不好，社會矛盾就難以從根本上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