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搞限價房和單位自建房，都是兩個敗筆，我強烈反對！”在廣州市政協經濟組分組討論中，市政協委員、合富輝煌集團董事長扶偉聰“炮轟”限價房政策，說廣州的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影響社會和諧，應取消限價房。（見2月18日《新快報》）

    雖然我不同意扶偉聰的觀點，但我們要捍衛他說話的權利。而且，如此與大眾感受格格不入的論調來自于一個市的政協會議上，至少讓人看到了政協會議的開放氛圍，看到一種直言不諱的批評機制正在形成。
    目前一些地方限價房政策可能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如何定價、惠及人群的定位等。這些都需要積累經驗、不斷改進和完善。但一棒子把限價房打死，認為其影響了“和諧”，實在太過偏頗。
    扶偉聰的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要求“多搞廉租房和經適房”，另一方面卻主張取消限價房。一方面說“限價房對房價的抑制作用有限”，一方面又大談富人因為限價房而心理不平衡。這種矛盾心態恰恰反襯出限價房在百姓中的呼聲之高以及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限價房絕不會影響和諧，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是在為和諧“托底”，是避免我們的社會陷入可怕的“馬太效應”所采取的必要舉措。
    因為住房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這就注定了住房不能只找“市場”，而是要發揮“市場”與“市長”的雙重作用。據我所知，上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就開始介入住房問題，針對低收入家庭出臺住房補貼政策。按扶偉聰的觀點，這種做法是不是也讓美國富人的心理不平衡呢？
    如果不看到住房的社會特性，而全部期待市場的調節機制，甚至認為限價房搞亂了房地產市場，顯然是陷入了“市場萬能”的陷阱。實際上，即使從純經濟角度看，當房價過高、購買欲望普遍被抑制的時候，富人也會為難以找到買家而叫苦不迭。
    再者，限價房和商品房是兩種不同的定位。限價房對商品房的價格調整起到一定的清除泡沫作用。整個房地產市場并不會因為有了限價房而走上不健康發展的道路。
    社會和諧的基礎應是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是更多的人安居樂業。讓少數群體滿意，而廣大百姓不滿意，那就不是和諧，或只能是某些人的“虛妄的和諧”。
    歸根結底，“居者有其屋”是一個關乎權利的問題。是追求“眾樂樂”，還是“獨樂樂”，決定了和諧的走向。既然選擇“眾樂樂”，我們就少不了限價房，雖然它仍需改進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