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勞動者，沒有人不關心自己的工資。在廣東省兩會上，首次出現的農民工人大代表積極代表珠三角的數千萬農民工發出聲音，爭取更合理的勞動報酬和待遇。農民工代表擬聯名建議政府建立農民工最低工資、GDP增長和CPI浮動掛鉤機制。(1月17日《南方都市報》)

　　中國社科院最近發布了2008年社會藍皮書，其中有兩組值得警惕的數字：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僅為40.6%；與此相反，資本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節節上揚，從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這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趨于下降，資本所得飛速飆升。再往后推，就是“利潤侵蝕工資”。
　　黨的十七大明確要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說，要讓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收入獲得公平的待遇。市場經濟當然不能阻滯資本、技術、管理、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增值，但是，這些要素永遠是稀缺的、其分布永遠是非均衡的。只有基于勞動力之上的工資收入不被稀釋、不被剝奪，初次分配才能改變越來越近于警戒線的基尼系數。
　　我們該如何關注勞動者的工資收入？這個問題值得思索。不少企業職工反映工資低，我們不能把原因簡單歸咎于CPI。收入差距大的現實確實存在，那么，工人的工資究竟是以何為準呢？眼下來看，無非有二：一是以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為標準。多則廉價，人太多了，工資水平就下降；二是以社會最低工資標準為標準，政府定600元，企業就給定600元，于是最低工資標準被實踐為實際工資標準。而這兩者，恰恰最不合理。
　　按理說，任何商品的價格都應該由價值決定，勞動力也不例外。在我們勞動力價值無法決定工資的背景下，勞動者工資收入往往被矮化、被自由裁量，這個時候再去比對公務員工資、壟斷企業員工工資，誰都會意難平。講了很多年的“工資法定”，似乎被視為廉價工資的救命稻草，其實，這恰恰反映了我們市場化工資機制的缺位或變異。某種意義上說，限高不如提低，與其糾纏于收入差距，不如去思考超額利潤的去向更有意義。只有做大勞動報酬的蛋糕，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才能讓全體勞動者真正“勞有所得”。
　　工資是呼吁不來的，所謂最低標準就和社會保障一樣，是個兜底的底線，農民工的工資也好，公務員、壟斷企業員工的工資也罷，只有如實還原勞動力價值，其他生產要素所得才不至于讓公眾一直心有不平。
　　此外，都說中國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似乎廉價勞動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是沿海工業區不時傳出的勞動力短缺、特別是技術工人短缺問題分明在警告企業還有政府有關部門，當工資報酬嚴重偏離勞動力價值時，勞動力市場是會出現逆轉的，企業招不到足夠工人，經營自然要下降。因此關注勞動者工資收入，不僅僅關系到職工個人，也與大多數企業甚至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