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我國發生的幾次通貨膨脹，是依存于典型的物資短缺，當時銀行雖然發生擠兌現象，但人民幣價值依然有保障。2000年之后，我國在房價、食品等多個領域發生物價上漲，卻表現出熱錢太多、物資依然富足、消費者并沒有擠兌存款提前消費的傾向。有人說，這是2000年
　　入世后，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長期被低估，使國內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以極低的價格加入世界經濟全球化分工導致的。那么，低價人民幣是否意味著低價勞動力？
　　低價人民幣是否意味著低價勞動力，涉及貨幣的實際價值，以及對內對外價值等基本的貨幣理論問題。所謂低價人民幣，就是指人民幣匯率低于實際均衡匯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低估”。一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但勞動力價格上漲幅度小，貨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又小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時低價貨幣就意味著低價勞動力。但是，勞動力可以在匯率不發生變動，即維持低價人民幣的情況下變貴，即工資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此時，低價人民幣就不一定會出現低價勞動力。
　　應該說，勞動力價格與匯率的關系，實際上只是匯率與一國國內經濟均衡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經濟就保持了高速增長，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資迅速增加，國際收支順差也在不斷擴大，人民幣出現了升值壓力。為了維持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決策部門選擇了謹慎的升值措施，即通過外匯市場干預使人民幣升值維持在比較小的幅度之內。干預的結果就是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不斷創下歷史新高。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人民幣的供應變得非常寬松，為經濟過熱提供了基礎性條件。即使中央銀行努力通過發行票據對沖基礎貨幣的發行，并且不斷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也很難完全沖銷和回籠巨額外匯儲備增加所引起的貨幣發行。
　　我國近幾個月出現了明顯的物價上漲，比如，8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6.5%。然而，這只是近幾年貨幣供應寬松的結果之一。在此之前，房地產、股市及其他資產性的市場價格，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工資水平，無論是公務員工資還是務工人員的工資，最近也在明顯提高。可見，消費物價的上漲只是漲價的后端，是經濟過熱的最終表現而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經經歷過多次通貨膨脹。1988年和1994年的通貨膨脹是比較嚴重的兩次。以1994年為例。當時，我國消費品物價上漲幅度曾高達24.1%，并出現了物資供應短缺、老百姓擠兌存款沖擊市場等現象；同時，人民幣對外貶值，對美元的匯率不斷下跌。而今天，我國對內面對著通貨膨脹上升的壓力，對外又面對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表面上看，對內貶值和對外升值似乎是矛盾的。其實，這正是輸入性通貨膨脹與原發性通貨膨脹的主要差異之一。仔細分析就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是由有效需求過旺與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引起的。當時的通脹主要是由國內投資和消費迅速擴大所導致的，而今天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國內生產過剩，因此，必須通過世界市場的需求才能得到釋放。于是，我們就不斷地出口商品，進口外匯。然而，在外匯輸入的過程中，也將美元貶值所引起的通貨膨脹一起輸入了。由此，人民幣出現了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現象。
　　有人認為，當前的輸入性通貨膨脹，是過分壓低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所造成的，其帶來的主要影響就是壓低了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是對勞動力和上游原材料產品的掠奪。實際上，這種看法有些偏頗。第一，通貨膨脹可以在一國貨幣不斷升值的情況下出現，例如，日本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出現過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同時物價明顯上漲的情況。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也不能遏制外部投機資金的流入，我們則同樣會面臨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上升的壓力。第二，如果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導致國內勞動力價格被壓低，因為出口成本隨著人民幣升值而增加，生產商和出口商就有可能通過壓低工資來節約成本。第三，國內物價上漲對勞動力和上游產品是否構成掠奪，主要應看兩者上漲的幅度。如果物價上漲幅度大大高于工資上漲幅度，則勞動力可能被掠奪，反之則不能成立。
　　從目前物價上漲幅度與工資增長水平看，我國尚不存在普遍的因通貨膨脹而侵害勞動者利益的情況，平均工資年增長幅度還是高于通貨膨脹率的。但是，在低收入人群中，尤其是一些農村流入城市的“進城務工人員”工資增長幅度過慢，在近幾個月經濟出現過熱后，他們的利益可能會被侵蝕。這是政府有關部門需要注意并應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從目前看，應該完善最低工資的調整機制，使之能夠與通脹保持同步或高于同期通脹幅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資水平不斷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我國勞動力總體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況，低端勞動力市場尤其如此，因此，低端勞動力價格近十年來漲幅有限。本來，在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出口大幅度增長，而人民幣名義匯率又沒有大幅升值的情況下，工資應該普遍提高，人民幣實際匯率要升值。然而，由于我國勞動力供過于求，限制了這一效應的出現。不過，基本經濟規律最終還是會發揮作用，被延遲的勞動力價格上升和物價上漲最后還是出現了。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學家巴拉薩與薩繆爾森所描述的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快，工資上漲也快，最后帶動非貿易部門工資上漲，并使物價總體水平上升的過程，已經開始在中國出現。如果不想讓人民幣名義匯率大幅度上升，則工資和物價大幅度上漲所代表的實際匯率升值恐難避免。如果能夠保證工資漲幅高于物價漲幅，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這未嘗不是一種替代的選擇。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