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來京務工的小伙子張強因車禍被送到醫院，被診斷為急性重型內開放性顱腦損傷、脾臟挫傷。已在重癥監護室里住了6天、身邊無親無故的他，正面臨沒錢醫治等死的境地。按照法律，因車禍入院的張強不可能沒錢治病，事實卻是，因為各方均有拒付的“合理”理由——肇事的哥家境困難，出租車公司及其投保的公司要看到事故責任認定才肯買單，而警方則礙于張強昏迷不能“缺席”定責……(《京華時報》12月6日報道)

　　事故出了，傷者被送到了醫院。但是肇事的出租車司機家境同樣困難，難以墊付，這不難查清；“的哥”所在的出租車公司強調“事故責任沒有認定”不予墊付；保險公司則提出，依據《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只在4種情況下對事故所產生的藥費和修車費進行先行墊付”，而這起交通事故恰恰不符合這四種情況。此外，保險公司如果依照《條例》第三十一條，直接向受害人賠償保險金，又需要接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通知后才能辦理。以法律條文衡量，保險公司的做法亦無不妥。
　　這樣，事故受害者的生死，就全部系于交警的一紙責任認定書了。而如此重要的責任認定書，到了處理事故的警方那里，又被認為“傷者始終昏迷，警方不能進行‘缺席’定責”。言下之意，只要傷者不能開口說話，事故責任就定不下來。而事故責任定不下來，事實上就別想拿到救命錢。這種“不能說話就無法定責——無法定責就沒錢救命——沒錢救命就更不能說話”，是一個何等可笑的悖論，想必誰的心里都會有數。更何況，事故的受傷者只是被撞摩托車的乘客，并不是駕車者，就算其能夠開口說話，充其量也僅僅是一種“旁證”。在相撞兩車的司機都安然無恙的情況下，責任的認定為什么一定要傷者開口說話才能確定呢？如果責任認定程序成了生命的殺手，那這種程序是否有亟需修訂的必要？
　　從這起事故的處理中我們不難看到，盡管《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對事故傷者搶救的規定比較細致，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因為一些相關人員或有意無意地誤讀法規，或施以不負責任的冷漠態度，導致環節之間的責任被人為模糊，將巨大的風險無端推給受害者本人，是很不應該的，也是當前法規應該加以細化完善的地方。當務之急，是應該在傷者沒有家屬為其奔忙的情況下，類似醫療費這樣的問題，本應該有一個高效啟動機制和相應的牽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