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中國，有兩個經濟數據注定要寫入史冊，并成為人們研判中國社會出現歷史性轉折的少數幾個專業指標。這就是到今年8月，中國內地股票市值首次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投資者賬戶數超過1.187億戶。
　　尤其是投資者開戶數，其意義非同小可，至少在民生狀態、經濟結構和政治文明基礎等三個層面上表明，中國社會基本完成了由數千年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飛躍，完成了近一百五十年的工業化探索，并為實現一個現代化國家打下了堅實的經濟民主基礎。
　　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這個數據現在時常被人解讀為股市人氣指標或市場過熱的標志。也許，人們如此實用地解讀它并沒有什么不妥。但這1.18億個賬戶對應的至少有4000萬18歲以上擁有身份證的股民。按一個股民影響3個家庭成員計算，至少有1.2億人的日常生活與股市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將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與證券市場關系密切。這對當代中國意味著什么？是一個很值得一問的問題。
　　在展開探討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三個國家的情況以及中國曾經有過的資本市場發展簡史。一個是最早的工業化國家英國，一個是目前實力最強的國家美國，還有一個是亞洲最早的工業化國家日本。英國約300年的金融與資本市場發展史表明，民眾的廣泛參與是構成英國現代經濟的基本條件。美國也是如此。而日本早在上世紀上半葉，其股票市值就一度超過了GDP總值。可見，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日本很難成為現代工業強國。
　　那么，中國的情況又怎樣呢？中國并不是今天才有股票、債券的。早在1872年，當時的晚清政府就曾用官督商辦的方式，發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本國股份制企業上海輪船招商局的股票。到民國年間，中國的證券市場曾在遠東地區有很大影響。但由于社會畸形、戰禍不斷，加上外國勢力橫行、國內官僚買辦資本和其他投機勢力盛行，資本市場脫離經濟基本面，沒有民眾基礎，大起大落，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尤其是這4000萬股民意味著什么。
　　從民生的角度觀察，4000萬股民的參與，1.2億人的日常生活與股市密切相關，表明中國的民生狀況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正在改變著中國社會的微觀基礎，反映在民眾生活上，至少有三方面的改變，透露出非同尋常的社會意義。
　　第一，民眾的收入來源正在發生重大改變。通過將部分剩余資產轉化為資本來獲取投資收益，正成為中國民眾，尤其是城市居民又一自主性很強的收入來源。資本和土地、勞動力、生產資料與知識技術一樣，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在城市，絕大多數居民沒有一分土地，只能通過投入勞動與知識技術來獲取工資報酬。因此，通過投入資本這一生產要素來獲取收益，就像農民通過土地獲取收益一樣，正成為城市居民試圖開辟的又一經濟來源。這就是為什么在4000萬股民中，城市居民占絕大多數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民眾的經濟觀念正在發生重大改變。通過將部分儲蓄轉化為投資，避免因低利率、甚至負利率而造成的財富損失，進而獲取與經濟增長相吻合的更高收益，正成為民眾理財意識覺醒的標志。研究表明，從長期趨勢看，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股票收益要明顯高于債券和儲蓄。從去年開始的儲蓄大搬家說明，民眾對于儲蓄、債券、基金、股票等不同投資理財的認識日益清晰。不僅如此，這種觀念的轉變，還表現為投資者主體意識的增強。這種自主權益意識的覺醒，將對經濟社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第三，民眾的生活保障基礎也在發生重大改變。在看好經濟前景的前提下，民眾將部分收入轉化為投資，獲取長期投資收益，一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現因退休或失業等因素造成的收入減少進而影響生活質量的窘境；二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個人財務自由，按照自己的理念安排生活。這樣一種自我保障意識在廣泛的社會人群中自然擴展，無疑將對整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格局與長期安定有實質性影響。
　　從經濟結構的角度觀察，這4000萬股民的參與，表明中國經濟的金融資源結構以及其他要素資源結構，特別是其中的權益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正在對中國經濟的制度框架產生深遠影響。這中間也包括對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的巨大影響。
　　首先，中國經濟的金融資源結構以及其他要素資源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改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的主要資源，包括金融與其他資源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都由行政部門所掌控。現在，當特大型國有企業、國有商業銀行先后步入股票市場；當4000萬投資人擁有了對上市企業的直接話語權，這就使整個社會的資金結構與資本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改變。與此同時，諸如礦產、地產、技術等生產要素資源在證券化過程中，其內在關系也發生了徹底改變。這種要素資源的結構性變革，其意義非比尋常。
　　其次，中國經濟的權益結構與制度框架正在發生實質性改變。在要素資源發生結構性變革的同時，中國經濟的權益關系也在變革。這種變革表現為國有資產的權益讓渡，變抽象的民有為具體的民有。因為，當4000萬投資人持有超過21萬億元市值時，他們擁有的不僅僅是市場交易權，更是被證券化的企業命運、企業權益。也就是說，作為公眾公司的上市企業，它的權益必須按市場法則來處分。任何違反市場規則的做法，都是不被允許的。這對原來以行政權力主導的經濟制度來說，將是一次全方位沖擊。
　　此外，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調整也因此受到影響，發生更符合市場化原則的改變。在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產業與區域結構調整，多半是由政府主導的，由行政權力主導的結構調整有其先天性缺陷。現在，當4000萬投資者介入資本市場，當金融與資本市場已經有相應的融資手段與足夠的吞吐能力時，由于資本的逐利性，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調整，也就獲得了兩大利器，一是價值發現機制，一是價值創造機制，從而使這兩大戰略性調整與資本市場產生持久的共贏互動。這在未來，將是更為壯觀的場景。
　　從政治文明的角度觀察，4000萬股民參與，1.2億人受資本市場影響，表明中國經濟的民意基礎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經濟的民主性在增強。而日益擴大的經濟民主，正在對包括經濟制度在內的中國社會的政治文明產生多方位影響。
　　從微觀上看，中國經濟的民意基礎正受到來自資本市場的經濟民主思想的影響，經濟生活中的民主性不斷增強。資本市場是一個法治市場、一個講究經濟民主程序和原則的市場。當4000萬投資人依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以及權利均等、責任自擔的精神參與經濟生活時，它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早已超過了經濟范疇。而股民的自主權益意識、理性選擇意識、法治程序意識與當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天然交集。這種經濟民主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是意味深長的。
　　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的政策思路與管理方式正朝著市場化與法制化方向轉變，經濟制度的民主性要求不斷擴大。歷史上，中國曾經是一個把農業文明做到了極致的國家，社會管理中有很濃郁的為民作主、自我循環的農業文明色彩。然而，與農業文明不同，工業文明需要更開放的市場，需要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源，需要有完善的法律與良好的秩序。因此，當資本市場作為生產要素高級配置場所時，它對于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舊有模式的沖擊是可想而知的。隨著市場體系的建立，整個社會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思路自然要發生改變。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多種成分的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當股票市值超過GDP總值、股市有足夠影響力時，當4000萬投資人都在以平等身份參與經濟活動時，當民眾的經濟民主意識日益增強時，它對中國社會的政治文明建設的推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我們探討這4000萬股民對當代中國社會所具有的現實意義時，有兩個隱含前提，一個是法治完善、監管有效的健全市場；一個是自主抉擇、預期理性的投資者。只有這兩個條件基本具備時，資本市場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才能達到合適程度，投資者的穩健投資才能實現預期收益。
　　現在，盡管市場發展很快，股民人數很大，但大多數人還只是追漲殺跌的短線跟風股民，很少關心除交易之外的股東權益，還不能算是成熟理性的投資者。因此，這4000萬投資人如果只停留在股民的認識層次上，那將是危險的，是經濟波動與社會安定的巨大隱患。從這個角度講，現在市場各方面臨的挑戰還是很艱巨的。
　　不過，只要中國經濟持續向好，市場建設日臻完善，投資者結構日趨合理，這些發展中的問題，自然也能夠在發展中解決。而當千萬萬股民真正成為投資者、當股市與中國經濟能夠持久良性互動時，人們迎來的將不只是投資收益，而是一個新的文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