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8月17日下調再貼現利率之后,北京時間9月19日凌晨,美聯儲宣布降息,下調聯邦基金利率50個基點至4.75%。這是自2003年6月以來,美聯儲首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同時,應各聯邦儲備銀行的請求,再降再貼現利率,由此前的5.75%降至5.25%。這是在通脹壓力有所舒緩、經濟增長勢頭開始減弱的情況下,為緩解次貸危機,避免其在更大范圍內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而推出的強力舉措。 政策公布之后,極大地提振了市場信心,股票市場迅速上揚,資產支持證券(ABS)、抵押支持債券(MBS)和機構債券價格上升,信用債券與國債前期日漸拉大的利差開始縮小。對信用風險擔心趨弱,使得衡量投資級公司債的信用違約互換指數也有所收緊。更令人鼓舞的是,在近一個月的空檔期后,又開始出現垃圾債券的發行。 因其影響力廣泛,美聯儲的政策注定引起爭議;本次降息也不例外。 此次降息幅度高達50個基點,超出了市場預期;此前,普遍認為美聯儲將降息25個基點。如此大幅降息,在產生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增加了市場對未來通脹走勢的擔心。因為雖然近期物價形勢有所舒緩,但導致其上升的內在壓力并未消除。美聯儲在會后聲明中表示,通脹風險依然存在,仍需謹慎引導,認真應對,實際上正回應了市場的這一擔心。 所以,加息的消息傳出后,短期國債收益率立即下降,而長期國債利率不降反升,體現了市場對未來通脹形勢的擔心。由此,也拉大了2年期國債和10年期國債之間的利差,由加息前的38個基點提高至50個基點,收益率曲線較前趨于陡峭。10年期普通國債和同期限通貨膨脹保護型國債之間的利差,也擴大至231個基點。相當一批機構因擔心通脹上升,選擇通過衍生市場規避長債風險。同時,也有一批資金離開美國,投入到新興債券市場中。 在面臨重大危機時,格林斯潘曾因數次舉措有力,效果彰著,因而備受尊崇。而對于伯南克此次超出預期的大幅降息,華爾街雖然歡迎,但來自其他方面的負面評價也相當多。在我們看來,之所以出現如此反差,主要在于當前美國面臨的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比如,在格林斯潘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雖然經濟增長很快,失業率也屢創新低,但物價卻始終相當穩定,甚至一度還有通縮隱憂。其根本原因是自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生產率的持續提高。來自美國勞動統計局和美聯儲的數據顯示,美國非農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在1990年-1998年間達到2%;在1995-1998年間,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更快,達到2.6%,在格林斯潘卸任前,甚至一度高達4%。生產率的提高,使得即便失業率低于傳統的自然失業率水平,經濟高于潛在增長率,對物價上升的壓力,也非常小。所以,那時格林斯潘敢于大幅降息,而不用擔心通貨膨脹。近期,美國生產率增長緩慢,情況與此前已是大不相同。 總體來看,此次降息短期內對于緩解危機的影響,抑制經濟可能出現的疲弱態勢,會有相當作用;但長期內如何平衡潛在的通脹壓力,存在變數。因此,美聯儲年內再次降息的可能性雖仍存在,但斷言其貨幣政策就此轉向,恐怕還為時尚早。 美聯儲降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短期看,無論是從貿易領域還是投資領域,因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大概均偏于中性。 在政策層面,有人士認為,因美國與中國的利率變動方向出現了相反走勢,客觀上可能減弱中國升息的動力,否則,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因中美利差縮小,會導致更多外資流入,增加外匯儲備,進一步加大流動性管理的難度。 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但畢竟時過境遷。在我們看來,外部資本之所以流入一國,受多重因素影響,除利差因素外,匯率變動預期、資產價格變化以及長期的經濟前景,均非常重要。而且,在不同條件下,這幾項因素各自發揮的作用,也并不相同,處在動態變化之中。比如,此前數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很重視利差因素,甚至將中美利差在一段時間內,穩定地保持在大約3個百分點的水平,概因那時資產價格相對穩定,匯率升值壓力沒那么大,外部資金的流入,在相當程度上,對于利差大小也頗為看重所至。 但一段時間以來,隨著企業盈利能力的迅速提高,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且繼續上升的預期較強,加之匯率因素,在多項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利差因素的作用,已漸趨式微。正因如此,其對貨幣當局的影響,也顯著下降——在最近的兩次加息中,已有明顯體現。央行的貨幣政策更加實際,在兼顧外部平衡的基礎上,對于內部平衡,顯然已更加看重。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美聯儲雖已開始下調利率,但如上所述,是否就此進入了降息周期,尚存諸多疑問。當前,由市場對未來債券市場利率走勢的判斷看,美國的通脹預期仍很強。比如,當前兩年期和十年期國債的市場利率分別為4.02%和4.52%,而市場預期年底前,將分別升至4.22%和4.60%,至明年底,更是提升至4.61%和4.94%。按此預期,則會進一步減弱利差因素的影響。 總之,在我們看來,此次美聯儲降息,短期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偏于中性;中國貨幣政策的既定方向,大概也不會因此而發生根本改變。就對中國債券市場的影響而言,心理作用要大于實質推動,其未來將呈何種走勢,恐怕更多還是取決于中國自身基本面因素的變化。
作者為中信證券債券銷售交易部執行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