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1999年全國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6年6月底下降為2505.7萬戶，平均每年減少87萬戶。有輿論認為，遭遇歧視性收費是“個體經營越來越難”的主因。去年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交“關于修改或廢止有關征收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的法規、文件，取消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的建議”，并在北京、天津得到積極響應。近日，廣東律師郭生平上書廣東省人大、省人民政府等相關部門，建議取消全省個體工商戶管理費。(9月18日《中國青年報》)

    “生意難做”是這些年常能聽到的抱怨，“個體戶每年減少87萬”用數字揭示了“難做”的結果。的確，管理費過高是造成這個局面的原因之一，尤其是當管理費屢屢被用作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小金庫”，出現“為收費而養人，為養人而收費”的現象時，更是喪失了正義性，“呼吁取消管理費”應該喚起輿論的共鳴。但筆者以為，當前個體戶速減并不僅僅是一個管理費問題，造成今天“速減”的局面有很多種原因，需要政府從整體政策上積極應對。
    其一，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租鋪的成本增加，使得個體經營在基本支出上面臨窘境。最新一期的《經濟觀察報》上，一則“回不去的老前門”的消息說：北京天街上爆肚馮、月盛齋等大批老字號小店，由于拆遷改造后的回遷費用過高，面臨無處生存的問題：一個商鋪算下來一年租金要達百萬，“十元一碗的爆肚只有賣五十元才能支付起成本”。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北京天街上老字號店鋪的遭遇具有普遍意義——由于地價的升高，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大搞商業發展規劃，小商小販、小店小鋪，或拆遷或整頓，使得自主創業的門檻大大升高。
    其二，不同于通訊、水電油氣等壟斷行業，個體經營基本是完全的市場化，“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市場法則運行充分。在市場價格浮動當中，個體戶一方面要承受各個壟斷行業漲價帶來的壓力，但另一方面，自身的漲價要受完全競爭市場的規律壓力，甚至還要接受物價管理部門的政策壓力——比如，牛肉拉面限價問題——這使得其利潤空間被充分擠壓。
    其三，由于各個部門都想伸手，成本代價不可預期。坦率講，如果只有明碼標價的管理費，即便稍微偏高，或許還可以承受，但問題是現在沒有人能夠搞清楚個體戶究竟需要繳納多少費用。全國工商聯曾采集了一些地方個體私營企業要繳納的費用標本：向城建局、環保局、環衛站、文明辦、勞動局等數不清的部門繳納的稅費和基金多達375種，這還不包括攤派、贊助費等。要承認，個體戶或在競爭中獲勝，鳥槍換炮，形成規模；或者在競爭中敗下陣來，被獲勝者“吃掉”，自己成為“人家”的打工者，都具有一定必然性。但這些雜七雜八不可預期的費用足以讓人們對自主創業充滿了恐懼——個體經營最擔心的就是成本支出的“不確定性”。
    其四、個體經濟無法得到有力的金融支持。為創業者提供貸款，是現代金融服務的重要內容。但由于風險大、獲益低等諸多原因，中國的銀行對個體經濟的金融扶持力度非常低。根據統計，個私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解決了70%以上的新增就業問題，但其能從銀行貸到的短期貸款，只相當于國有和集體經濟的2.3%，這使得個體經濟多數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
    個體經營不等于小農經濟。社會上一直有一個錯誤的認識，好像發達的商品經濟就是商業資源的不斷集中，就是個體經濟的不斷減少。其實不然，在發達國家，個體私營經濟的狀況常常被視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個體經營發展健全的國家，才能保持經濟結構的良性運轉。即便是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近年來企業數量也是大批量增加，430萬個企業當中就有320萬個企業屬于沒有雇員的“個體戶”，并且這個數字在逐年增加。
    當稅費已經讓個體戶們感到壓力沉重、不可承擔的時候，對中小企業適時減輕各種稅賦、對小商小販采取免登記、零稅收等寬松政策便成為基本的訴求。借律師上書“取消管理費”的契機，政府有必要對個體戶的相關政策作一個全面反思，采取積極應對、鼓勵支持的措施。畢竟個體戶不僅是一個經濟指標問題，它更是一個重要的民生問題：當無業人群邁一個很低的門檻就能融入到市場潮流當中的時候，這是一個足以吞噬失望和絕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