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倒把罪，一個帶有濃烈計劃經濟時代色彩的名詞，依然存活于我們的現實土壤中，“暫行”20年。而從更廣義的范圍來審視，我們許多冠之以“暫行”的法規(guī)，盡管內容早已不合時宜，調整手段已經過時，甚至已經與上位法存在沖突，但它仍然制約并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經濟生活。（7月18日《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行政法學專家姜明安教授具體分析了類似“暫行”法規(guī)沒完沒了現象的內因：《暫行條例》沒有“暫行”期限、計劃經濟的觀念還一定程度地存在于部分公眾的意識、在法規(guī)清理工作中缺乏認真論證，只看到《暫行條例》暫時的、局部的積極作用，而沒有深究其多方面的消極作用；最后，我國尚沒有建立讓廣大公民參與的對法規(guī)、規(guī)章提請審查和撤銷的行政立法監(jiān)督制度或司法訴訟制度。
　　其實，我以為以上種種內因，最根本的一條，在于法律“暫行”不止，就是民眾權利限制的“遙遙無期”。鐵路部門“一條生命300元”的過時規(guī)定大行其道、高溫補貼區(qū)區(qū)幾元的防暑條例“暫行”46年，都嚴重束縛了民眾的權利訴求。值得注意的是，權力與權利在這種情境中，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分野：法規(guī)雖是“暫行”，但其所呈現的剛性卻似乎難以撼動。而權利雖然更直接地指向民眾需求，順應時代文明發(fā)展潮流，卻不能對不合理的“暫行”法規(guī)有一絲撼動。民眾在“暫行”法規(guī)面前所擁有的只是權利的無助。
　　法律“暫行”幾十年的背后，是某些政府部門對民眾權利尊重的集體無意識。對法律“暫行”所帶來的權力形勢快感以及其中潛伏的利益尋租空間，使得“暫行”法規(guī)的生命力綿延至今。而這也體現出法律的工具化傾向，尤其值得政府警惕。
　　如果頒布與行使法律的權力主體都是某個職能機構，并且以維護自身的部門利益為最高準則，或者崇尚極端的法律實用主義理念，那么，“暫行法規(guī)”就難免獨立于風俗習慣，甚至背離社會的道德共識。鐵路上軋死一個人的賠償還不如一頭牛，如此顛覆常識的現象居然披上法規(guī)的外衣，就是典型的反證。
　　而當民眾無奈地指望更高級別的部門施壓，又因為權力博弈的復雜性與多變性，造成利益妥協(xié)，給“暫行”法規(guī)留有很大“擦邊球”空間——有人給鐵道部部長寫信狀告鐵路餐飲不給發(fā)票，結果就是信中所提到的鐵路段開始糾正，而其他鐵路段依然“暫行”不給發(fā)票的老規(guī)矩。
　　如果不從法理上，不從法規(guī)正當性等層面，全面肅清“暫行法規(guī)”的生存空間，即使一個“投機倒把罪”消失了，還會有更多的過時法律干預我們的生活，影響中國法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