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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07年安全生產萬里行”河北段活動的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多次強調，重要活動期間停產不符合經濟規律，不能總用礦山停產保平安。
“不能總用停產保安全”，是一個嶄新的提法。在一定意義上，這個主張實際可以看作是對以往慣用的、習見的治理思維和治理方式的批判性總結。倘若由此出發并堅持不懈地努力，包括安全生產管理在內的政府治理，便可能迎來一場從思維到方式的巨大變革。
從前，但凡發生一起嚴重安全事故，人們往往看到“一律停產整頓”、“一律停業整頓”之類的舉措緊隨其后。一家煤礦瓦斯爆炸之后是如此，一家煙花爆竹廠爆炸之后是如此，一家網吧失火之后亦是如此。說到停產停業的范圍，則往往由一家企業擴大到全行業，由一個城市擴展為所有城市，由一個鄉鎮上升為全縣、全市乃至全省。這樣做的目的，大概就是所謂“用停產保安全”。
有安全隱患的固然應停產(根本就不應該生產)，無安全隱患的為什么也要奉令停產？非法經營者固然應停產(生產也不應該成為事實)，合法經營者為什么也要奉令停產？城門失火，池魚何辜？名曰依法勒令停產，然則所據何法卻語焉不詳。安全因停產暫時“保”住了，而無辜受懲者的經濟損失由誰來補償？“用停產保安全”豈止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簡直是有違法理、悖乎常理！
“用停產保安全”常能收效一時，或使事故斂跡，或使洶洶輿論平息，所以群起效仿，于是便不假思索地“總”這么干，數年來乃至十數年來遂成流行的治理方式。支撐此種治理方式的，是“一刀切”治理思維和“運動”式治理慣性，是只算“安全賬”(在特殊時期與“政治賬”含意相同)、不算“經濟賬”、雖然畸形卻有益于個人仕途安全的意識形態。
“總用停產保安全”，是一種懶人思維和惰政行為，其價值取向是消極的。它似乎看到了“停產”與“安全”的因果關聯(盡管是狹隘的、庸俗的)，但其指導下的實踐，只能導致“生產”與“安全”的對立、割裂，導致在“生產”中尋求“安全”之道的不可知和不可能。停產，當然無所謂安全不安全，安全似乎是“保”住了，但發展也由此陷入了停滯。“一刀切”地停產，縱然有臨時救急的條文以為執法“合法”的證明，但其精神實質卻與真正的法治甚遠，而與“寧可枉殺千人”之類近似。至于“運動”式治理，從來沒有取得過臆想中的長治久安；亟待治理的問題，不會在暴風驟雨中得到根治，相反會戴著各種假面潛伏下來，在“運動”之后以更大的力量反彈，造成破壞力更大的惡果。
“不能總用停產保安全”，無疑是對“總用停產保安全”的全面顛覆。“不能總用停產保安全”雖足以振聾發聵，但在思慮周全者看來，它畢竟只是一種否定，并沒有從正面回答如何“保安全”。這就用得上一句套話：“立在破中。”“破”了“總用停產保安全”，“立”也便有了希望。再說，可操作性的“立”也并非沒有，“三令五申”者是也，“反復強調”者是也，“加強日常管理”者是也，“建立長效機制”者是也。怕只怕“嚴格不起來，執行不下去”，大家都頭腦清醒地重走老路。這與治理智慧無關，而與治理能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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