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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出聲明，要求報考他的學生“另投名師”，向社會表明其“拒招”的態度。包教授之所以如此行事，原于浙江大學近來制定的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規定。根據《浙江大學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研究生導師招生，要提供“助研經費”。
具體執行辦法，是將學科門類分為三類：一類是哲學、文學、歷史學、教育學；二類是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理學、農學、醫藥學(除臨床醫學外)；三類是工學和臨床醫學。而導師的出資標準則按照以上的劃分確定不同數額，在第一類中，導師招一名碩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繳納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繳納1200元；在第二類中，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類，要繳納的費用會更高，分別是1200元和4800元。
該校一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課題經費相對少得多，文科一個課題幾萬元算大課題了，這項新政策一旦真的實施起來，導師非倒貼不可。到時真當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此項規定的用意究竟是何，我們先放下不表。單就其產生的結果可以看到，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公布了該院2007年碩士研究生復試名單。這個名單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達不到原本公布的招生目錄上的數額。
人文學科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正所謂“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字空”。特別是一些基礎學科，它往往解決的不是現實的社會問題，有時候甚至和現實社會是隔絕的，因此無法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用市場、就業率等指標衡量它的發展顯然不夠公平。反觀浙江大學所謂的改革，其實背后的潛臺詞很清楚，能拉倒科研項目、找到錢，就大發展；拉不到項目、找不到錢的專業和教授就自生自滅。將自然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赤裸裸地運用于大學學科發展之上，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中國大學真正缺乏的不是錢，特別是泱泱浙大買一個校園動輒幾十個億，建一個新校區更是動輒用地數千畝，她當然不缺每個研究生幾百塊的“助研經費”。她最缺的是人文精神，人文學科的研究指向人類的內心，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的基礎，浙江大學有關“助研經費”的思路與視角，其實恰恰是大學目光短淺、急功近利，人文精神沒落的寫照。
楊福家感慨地說：“一流的管理人能用一流的人才，二流的管理人只能用三流的人才。大學成功與否，就看人的優劣！”浙大的管理者大概不屑聽一聽下面的故事：普林斯頓大學一位叫安德魯·懷爾斯的教授于1985年升任正教授后就消失了，8年沒有發表任何論文。普林斯頓沒有因為他坐在“功勞簿上吃老本”而降他的工資，不給其研究經費。終于經過埋頭苦干、潛心研究，安德魯終于在1993年6月回到他的母校劍橋大學向幾百位世界一流的數學家，宣布他成功解開了“費馬大定理”這困擾數學界長達360年的大難題。
如果安德魯·懷爾斯時刻要想著為學生找“助研經費”，想著拉課題找熱錢，也不知道他幾時能解決360年解決不了的科學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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