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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出聲明,要求報考他的學生“另投名師”,向社會表明其“拒招”的態度。包教授之所以如此行事,原于浙江大學近來制定的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規定。根據《浙江大學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研究生導師招生,要提供“助研經費”。
具體執行辦法,是將學科門類分為三類:一類是哲學、文學、歷史學、教育學;二類是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理學、農學、醫藥學(除臨床醫學外);三類是工學和臨床醫學。而導師的出資標準則按照以上的劃分確定不同數額,在第一類中,導師招一名碩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繳納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繳納1200元;在第二類中,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類,要繳納的費用會更高,分別是1200元和4800元。 該校一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課題經費相對少得多,文科一個課題幾萬元算大課題了,這項新政策一旦真的實施起來,導師非倒貼不可。到時真當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此項規定的用意究竟是何,我們先放下不表。單就其產生的結果可以看到,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公布了該院2007年碩士研究生復試名單。這個名單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達不到原本公布的招生目錄上的數額。 人文學科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正所謂“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字空”。特別是一些基礎學科,它往往解決的不是現實的社會問題,有時候甚至和現實社會是隔絕的,因此無法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用市場、就業率等指標衡量它的發展顯然不夠公平。反觀浙江大學所謂的改革,其實背后的潛臺詞很清楚,能拉倒科研項目、找到錢,就大發展;拉不到項目、找不到錢的專業和教授就自生自滅。將自然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赤裸裸地運用于大學學科發展之上,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中國大學真正缺乏的不是錢,特別是泱泱浙大買一個校園動輒幾十個億,建一個新校區更是動輒用地數千畝,她當然不缺每個研究生幾百塊的“助研經費”。她最缺的是人文精神,人文學科的研究指向人類的內心,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的基礎,浙江大學有關“助研經費”的思路與視角,其實恰恰是大學目光短淺、急功近利,人文精神沒落的寫照。 楊福家感慨地說:“一流的管理人能用一流的人才,二流的管理人只能用三流的人才。大學成功與否,就看人的優劣!”浙大的管理者大概不屑聽一聽下面的故事:普林斯頓大學一位叫安德魯·懷爾斯的教授于1985年升任正教授后就消失了,8年沒有發表任何論文。普林斯頓沒有因為他坐在“功勞簿上吃老本”而降他的工資,不給其研究經費。終于經過埋頭苦干、潛心研究,安德魯終于在1993年6月回到他的母校劍橋大學向幾百位世界一流的數學家,宣布他成功解開了“費馬大定理”這困擾數學界長達360年的大難題。 如果安德魯·懷爾斯時刻要想著為學生找“助研經費”,想著拉課題找熱錢,也不知道他幾時能解決360年解決不了的科學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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