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歲首，杭州市天天好大藥房依據店里登記的一份“百姓缺藥登記表”到市場采購中發現，表上70%的藥品早已無人生產。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價，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這份“百姓缺藥登記表”凸顯出當前我國藥品“降價死”怪現象：藥品降價——代理商停止進貨——醫院停止開方——藥廠停產——“降價藥”改頭換面變新藥重新審批后高價再上市——藥品降價變成了漲價！（2月11日《中國青年報》）。

　　藥價關乎民生，藥價問題乃是重大民生問題。近年來，藥價虛高老百姓看不起病乃不爭事實，公眾為此怨聲載道憤憤不平，降低藥價遂成為最大民生訴求之一和政府關注民生重要工程。從關注民生和構建和諧計，政府一茬又一茬地推出藥品降價方案，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一次次降令落空，有的甚至非降反升。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趙博文直言不諱：“從1997年到2006年，政府對藥品降價次數多達19次，降價金額近400億元，其降價范圍之廣、頻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但這么大力度的降價，百姓還是沒有得到多少實惠�！痹谖铱磥�，“降價死”問題不僅讓政府民生善政落空，而且致使政府執政力和公信力降低。是不是可以說，史無前例的降價導致史無前例的失靈，史無前例的失靈導致史無前例的政府失信。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表象上看，“降價死”的背后無非是一個“利”字作祟。上游有藥品代理商作祟。調低價格降低了代理商利潤空間，而每個藥企都有許多代理商，他們的慣用手法是“停止供貨”和“藥品重生”：隨著降價藥消失，一夜之間又生出很多“新藥”。如已經不常見的普通紅霉素藥品，“重生”后市場上有47種名稱，價格卻是普通紅霉素的10倍，區別僅為添加劑不同。原來只要換名就能得到‘新藥’批準，每次降價給百姓帶來的利益皆被代理商們迅速消解變成水月鏡花。誠可謂“沉舟側壁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下游則有無良醫生作祟。安徽醫科大學藥學院副院長陳飛虎教授說：“藥品價格越低，越是賣不出去，這是因為老百姓對于藥品的消費一直處于被動狀態，由于有回扣、利潤誘惑，醫生自然開那些利潤高的藥品，價格低、利潤小的藥品也就很少能為百姓使用。代理商和醫療機構不進降價藥、低價藥，藥品生產企業也就只好停止生產�！�
　　防止在報批新藥上玩貓膩是監管部門的當然職責，然而現實中監管作為作用卻令人大失所望。近年來，我國每年幾乎都要批準1萬多種新藥。而目前所謂的‘新藥’并非全部名副其實，不在少數屬于新瓶裝陳酒。用浙江和安徽一些基層藥監部門干部的話說，“老藥”變“新藥”的背后，實質是“老藥”變“新價”。比如一種名為巴米爾泡騰片的藥品，其實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價格卻從幾分錢一片變到了1塊錢一片，“老藥”“新藥”一字之差，價格相差數十倍。顯然，監管部門失責瀆職行同虛設為生產商在報批新藥上玩弄貓膩開了綠燈。近期，伴隨著首任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落馬，中央對于全國藥監系統進行整肅，各地藥監部門風聲鶴唳，一批瀆官貪官應聲仆倒。令人高興不起來的是，對藥政腐敗官員的處置，不可避免地牽涉到相關藥品生產企業，一場“藥監風暴”正在席卷整個制藥行業，大有“樹倒猢猻散”、“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架勢。在我眼里，這大抵佐證了“監管死”與“降價死”之間的困果關聯。
　　藥監部門出現一系列問題的背后，一方面，折射出藥監制度設計上的硬傷。比如：相關藥品監管法規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漏洞。一些規章規定程序不嚴密，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過大，制度設計上存在權錢交易的天然漏洞。加之監管執法不力，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脫節，既“打不疼”老虎又“打不死”蒼蠅，違法成本太低導致醫藥行業權錢交易盛行猖獗。另一方面，比制度不善更可怕的是，鄭筱萸等貪官發案還暴露出醫藥監管部門“人軟貨（制度）不硬”的軟硬件雙重缺陷。
　　因此我認為，解決“降價死”的問題實質就是要解決“監管死”的問題；解決“監管死”的問題實質就是要解決“人軟貨（制度）不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