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郡縣制模式下，中央政府可以管理省級政府，省級政府可以管理市縣政府，看起來，官員將面臨來自上面強而直接的監督。在重疊治理模式下，政府之間沒有直接隸屬關系，而是相互平行的，總統管不了州長，州長也管不了市長、鎮長，官員似乎無人能管。
　　然則，生活在哪一種治理模式下，民眾的權利可能最大？

一個權衡問題

　　在權力自上而下安排的政府體系中，地方政府、基層政府官員主要職責之一便是執行全國性法律和政策。
　　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執法、行政活動，都是在執行上一級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政令。上一級政府要想讓自己制定的法律、政策、政令影響現實生活，需要通過下級政府。下級政府官員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甚至不乏私心。這樣，有時執行過程肯定會出現一些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上一級政府通常不難知道。因為很可能，部分民眾已經上訪到那里了。執行中的問題通常就意味著，某些民眾的權利或利益受到侵害，民眾規模可能大也可能小，損害也可能大可能小。
　　這時候，上一級政府就面臨一個權衡問題。有時候，民眾告基層政府，上一級政府要作出抉擇：救濟民眾，還是保護基層政府。我們即使設定上一級政府是仁慈的，這種仁慈也可能會被制度性計算所抵消。假如上一級政府完全站到民眾一邊，則必然挫傷下級政府、基層政府執行自己政策的積極性，而在當下的制度安排中，自己的政策都得靠下級政府、基層政府執行。如果挫傷了基層的積極性，讓其在未來的政策執行過程中縮手縮腳，則未來的政策之執行效率可能會大打折扣。
　　因此有時候，遭到一些基層政府損害的民眾的規模假如不夠大，這可能就會被認為只是執行中的小節，執行該政策的必要代價，而大方向是正確的。基于這種宏觀層面上的“大數”計算，這些基層政府會被支持繼續其執行策略。

政府間的監督機制

　　當然，隔級政府看起來會更為仁慈一些。在自上而下的執行體系中，通常，政府只向自己的直接下級布置工作，這個下級再向自己的下級布置工作。因而，隔一級的上一級政府覺得自己不必依賴比較下級的政府，不必依賴基層政府，因而，它倒是具有比較強烈的約束基層政府的想法。這跟爺爺奶奶輩傾向于嬌慣孫子孫女是一個道理，盡管結果相反。但問題在于，由于已經隔級，它面臨著嚴重的信息難題。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自己直接處理下級的下級，而必須由下級來出面處理。而這個下級會在上一級面前為自己的下級辯護，因而，上一級嚴厲的處理措施經過下級的緩沖，落到基層政府頭上時已成了強弩之末。隔級的上一級的仁慈最終仍然不能被民眾真實地享受到多少。
　　當然，假如基層政府的一些不良行為造成民眾不滿，而被較高的上一級知道，懲罰的命令以雷霆之勢下達，基層政府的上一級面臨來自自己上級的強大壓力，必須對基層政府作出一定處理。這時候的處理可能會非常嚴厲，頗有雷厲風行的氣象。民眾會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但這樣的處理終究只是例外事件，是一種非常手段，而不可能成為常態。如果這是常態，一個行政體系就無法正常運轉。
　　因此，在自上而下控制、監督的政府體系中，理論上，上一級政府約束、監督下級政府官員之權勢是非常巨大的，上一級政府合理處理下級官員都是合法的。這種機制啟動后會產生較大的效果，但是如何啟動是一個問題。
　　這樣的架構極大地影響著基層政府官員的心理。基層官員知道自己執行的乃是上級、上級的上級，以及最上級的政策，因而，他可以假設，整個政府體系都是他的后盾。事實也確實如此。
　　因此，有時哪怕一個鄉鎮的普通干部甚至由鄉鎮政府雇傭的普通執法人員，站在民眾面前，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自己服務的那級政府，而同時代表著上級政府、以至于全部政府。全部政府的權力現在都匯聚在他一個人身上。
　　當然在任何國家和社會，一些官員都存在一種濫用權力的傾向。因此在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的體系中，反而容易形成“土圍子”、“土皇帝”。乍看起來令人迷惑，其邏輯倒不復雜。問題不完全出在基層掌權者的權力未受到民眾約束，這種現象之形成，也與政府的架構模式有直接關系。
　　假如換一種思路，比如在那種重疊治理模式下，各級政府各有分工，分別管理某些事務，并就這些事務直接對民眾負責，而不借助于其他政府來執行，就會出現兩個結果：第一，對民眾來說，這是一種分散的權力。第二，政府官員的執行活動沒有其他政府作為后盾，它的全部威力只在自己那里，它不可能把他政府的權力、權威疊加到自己身上。對民眾來說，這是一種“單薄”的權力。
　　面對著如此分散而又單薄的政府權力，民眾或可得到較高安全感。更不要說，在重疊治理模式下，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會存在競爭，這種競爭會導入一種政府間的監督機制，它經常體現為司法監督。當然，在中國，政府之間也有競爭，這種競爭更多地發生在同一上級之下的各個政府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