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規定約束的對象和規定的監督者、執行者，都參與了破壞規定的合謀，那么這項規定必然失效。
    先是兩次重申“領導與礦工一起下井”，再是擬出臺“無領導帶班礦工可拒絕下井”；從要求領導，到賦權礦工，煤礦安全生產可謂規定越來越細、管理越來越嚴。
    然而，拋開輿論帶著懷疑主義的審視不論，事實也每每證明規定的失效。比如“一起下井”重申后的7月17日、18日兩天，各地連續發生5起煤礦事故，數十礦工死亡，卻鮮見下井領導身影。之后又有媒體爆出：“一起下井”的規定在占礦井總數90%左右的私人小煤礦中，幾成空文。
    這讓人不免懷疑“拒絕下井”新規定的效力。如何讓礦工群體普遍獲知“拒絕下井”的權利？如何保證“拒絕下井”不成為失去工作的原因？礦工該如何識別出代替領導下井的“影子武士”？如果這些問號沒有解決，“拒絕下井”就難免失效。
    只在規定上下工夫，試圖用規定涵蓋所有情況，不現實。按照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規定“一起下井”，還需規定每一個坑道、每一名工人身邊，每時每刻都“配備”一個領導；規定“拒絕下井”，還需要規定可拒絕在領導的視線范圍之外工作……
    規定也好，制度也罷，都只是一種契約，只有在被遵守時才有價值。與其與規定死磕，不如加大執行的力度。關于煤礦安全生產的規定，只要都得到了有效執行，很多悲劇當能防患于未然。正是在執行層面遭遇了狙擊，礦難才一次次挑動我們的神經。
    這其中，有規定本身的執行困難。很多規定由國家相關部委甚至國務院頒布，但執行需要具體到省、市甚至縣、鄉，規定的威力層層落實層層打折——“上頭人”不可能現身所有礦井，關注每一班工人下井升井。很多時候，都只能出現問題后才發現問題，規定只是后發制人。
    這其中，還有利益對規定的腐蝕。當規定約束的對象和規定的監督者、執行者，都參與了破壞規定的合謀，那么這項規定必然失效。依靠當安監局副局長的老公，一年簽單保費上千萬，業務95％來自安監局主管行業的四川宜賓“推銷女神”，可說是這合謀的典型例證。可以想見，不管是“一起下井”還是“拒絕下井”，利益裹挾之下，都會成為一紙空文。
分析反思這些規定，絕非不認同其價值導向。涉及安全生產，涉及生命權益，如何強調、如何細致都不為過。無論是“一起下井”還是“拒絕下井”的規定，釋放出這樣一種信號：安全生產工作，應該重視；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不容褻瀆。我們當對這些規定的這層意義報以掌聲，但決不能讓這些規定的意義，僅止于這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