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房協副會長朱中一在一次會議上透露，中房協已多次“上書”國務院，建議暫緩出臺新的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政策。輿論為之嘩然。
平心而論，中房協這樣做，實在非常正常，并且合情合理。中房協官方網站明確公告社會，中房協“是各地房地產業協會和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市場交易、經濟中介、修建裝飾等企事業單位及有關部門自愿參加組成的全國性行業組織”，如此它當然要維護這些會員企業的利益。至于維護其會員利益的方式，中房協章程第三條明確規定，中房協“在政府和企業之間起橋梁紐帶作用，傳達政府政策意圖，反映企業愿望和要求，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據此可以說，在房地產市場可能下行、因而可能對房地產企業產生負面影響的時候，中房協代表房地產業企業的利益上書，是其本分所在；建議國務院暫緩出臺新的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政策，也完全是章程所要求于它的職責。并且，任何公民都有“上書”國務院的權利，中房協上書，在道義上也沒有錯。
但是，大家仍然很生氣。很多人生氣的理由是道德上的：在市場繁榮期，你們房地產企業已經賺了那么多錢�，F在房屋價格還沒有真正下跌呢，你們就滿世界嚷嚷，就接連上書，可真是貪得無厭啊。坦率地說，這是一種過于高調的道德要求。兩千多年前，太史公就曾經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多為利往”，人們不應當指望中房協不追求其會員企業的利益。
還有一些生氣，是因為中房協的強勢讓人覺得不公平。房地產企業有自己的代表，可以向國務院上書，可以發出呼聲�？墒�，消費者，尤其是還沒有購買房屋的潛在的消費者，卻沒有一個組織代表自己表達訴求。由于這種地位、機會的不公平，這些消費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政府決策過程中被置于一種不利地位。這太不公平啦。
但是，在任何國家，在幾乎所有市場領域中，都會出現這種不對稱現象。通常，廠商的數目總會大大地小于消費者的數目，尤其是在廠商中，可能有幾家、幾十家大企業，幾乎可以占到大半市場份額。按照美國學者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理論，如此小數量的企業，可以方便地聯合、組織起來。相反，數量巨大的消費者要組織起來難度卻很大：他們太分散了，對于每個人來說，需要投入的成本過高，而收益卻很低。因此，相對于廠商，消費者的組織化程度總是要低很多。
這樣一來，市場就會被扭曲，即便是在法治、市場健全的國家。因為，組織起來的廠商可以通過游說，讓立法機構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律，讓行政部門通過對自己有利的行政決策。而這很顯然會讓消費者、讓其他企業處于不利地位。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辦法：第一，消費者、數量較多的行業也組織起來。如果一個社會保障結社自由，則這樣的組織總是能發展出來的。某些第三者可以發揮組織的替代作用，比如公益律師。第二，從制度上，政府對社會、經濟事務的管理、管制、監管，盡可能地做到抽象化、普遍化，從而將個別的、特殊的利益集團進行游說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限度。
說起來就有點抽象，我就直接用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管理的例子來說明吧。任何一個現實經濟體都可能發生房地產的畸形繁榮。對此，一般國家都會采用貨幣政策進行管理。原因在于，房地產價格的畸形上漲，總是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所致。解決的正道就是收縮貨幣供應，恢復流動性常態。如此，則房價自然回落。這是真正的“宏觀”管理，也是抽象化、普遍化的管理手段。因為，貨幣當局對企業、行業根本不做區分，利率上調會影響所有企業。面對這樣的宏觀管理，企業組織再嚴密，也無法進行游說。
中國近些年來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整，與此正好相反。基于各種各樣的考慮，有關部門基本上不使用“宏觀”管理措施，比如，不用貨幣政策，拒絕調整利率，而是頻繁地使用各種行政手段或準行政手段�？梢哉f，有關部門并未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只有一個又一個個別的、特殊的管理手段的組合。
這樣的管理會導致諸多嚴重經濟與社會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給各種各樣組織化程度較高的企業、行業提供了無數游說的機會。非宏觀的“宏觀調控”會通過幾十個政府管理部門、通過幾十個省級政府、通過成百上千的市縣政府進行，每個環節上都可能留出寬敞的后門。毫無疑問，必然是那些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如國有企業、組織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如房地產企業，對這些調控政策的制定過程具有較大影響。他們可以讓必要的調控政策不能出臺或者拖延，他們可以弱化它的效力，他們也可以游說政府按照他們的意愿調整政策。其結果，每一次調控都難以到位，每一次調控，都因為不同人群、企業、行業的力量失衡，而推動經濟結構日益趨向失衡。房地產行業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過去十幾年來，有關部門一直在調控這個市場，但現在的這個市場比十幾年前更扭曲了。
房地產企業的確貪婪而敗德，但這并不可怕。明智的政治家會讓貪婪的人、企業沒有機會影響決策過程。做到這一點很簡單，就是回到教科書所說的管理市場經濟的常識。如果政策設計者、操作者拒絕這樣做，那么，貪婪的房地產企業將會在一個又一個喜出望外的收獲中，更為堅定地扮演人民公敵的角色，且以強者的姿態顧盼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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