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第十一屆G20峰會真正耐人尋味的，是其身處時間夾縫中的有趣地位。

　　在“展望”的日子里，雖然表面上市場似乎對G20結出碩果寄予厚望，但實際上絕大多數人心里都不太相信倫敦會變成65年前名留千古的那個布雷頓森林。在未來某個“回憶”的日子里，我們會帶著怎樣的心情想起這個愚人節之后的G20呢？而筆者以為，也許未來，很多人會重新審視此次G20所特有的歷史意義。
　　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提前拋出了“一紙空談”的判詞。誠然，三個半小時的會議，很可能只會在關注避稅天堂，以及協調監管等不痛不癢的非核心問題上達成可付諸實施的行動策略，并在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推進新能源戰略和加強全球政策協作等立足長遠的務虛領域趨向一致。
　　但在筆者看來，觀察和思考本次G20的可能收獲，站在歷史的角度，或會更易在不確定性中把握趨勢。
　　從歷史視角審視此次G20，必須承認，在政策協作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方面達成統一和具有革新意義的“宏偉行動綱領”，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將2008年11月的前一次G20會議與2009年4月的這一次G20會議連線，時間序列上的前向趨勢變化已經決定了本次G20難以實現突破的命運。
　　以本次G20為中間點，時間序列上的前向趨勢包含以下兩重要素：
　　其一，金融危機的系統性風險正在悄然下降。一個不易察覺的現象是，歐美信貸緊縮的發展趨勢已有所好轉，雖然美聯儲公布的貸款意愿調查并沒有太明顯的改觀，但也沒有更揪心的惡化，而貨幣市場利差這一對危機演化最為敏感的指標甚至有了可觀的下降，三月期美元TED利差已從雷曼事件后300到400個基點的驚人高位降至目前的100個基點左右，接近危機升級前的水平；此外，金融市場恐慌情緒也有所緩解，VIX指標從雷曼事件后最高的80.86點降至目前的40點左右。而在此期間，正當各企業2008年慘淡財報放出，歐美股指急跌，2008年第四季度難看的經濟增長指標公布，以及近期英國、日本和美國超常規貨幣寬松政策放出，所以前述好轉表現更值得市場欣慰。但需要指出的是，系統性風險的階段性緩和，也讓G20達成重大可行改革意向的短期迫切性有所下降，相比2008年11月危機升級后的會議，本次G20會議“勢窮思變”的欲望似乎并不強烈。
　　其二，結構要素變化正在加大矛盾。一方面，就發達經濟體而言，經濟周期錯配導致其內部矛盾加劇。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近來突然呈現出階段性企穩跡象，2009年2月4.7%的新房銷售環比增長率和22.2%的住房開工環比增長率，暗示了房市觸底的些許跡象，同期耐用品訂單3.4%的環比增長率也一改此前頹勢，而奧巴馬、蓋特納和伯南克擴大財政支出、超常規寬松貨幣的新近政策導向也讓市場對未來產生了希望。
　　相比之下，近來歐元區-3.4%的工業新訂單環比增長率和持續下降的消費信心指數、經濟信心指數和工業信心指數則盡顯頹勢。經濟周期的錯配，使得美歐的經濟政策協作甚至是更高層次的整體策略協調缺乏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就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而言，經濟對比的轉變導致固有矛盾進一步惡化。近來受全球經濟衰退的滯后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本身的經濟、金融脆弱性有所凸顯，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不斷同步下調世界經濟和新興市場經濟的增長預期，“脫鉤論”失去了市場，而東歐新興市場經濟體甚至出現了局部危機突然惡化、主權風險大幅上升的現象。在危機影響日趨擴大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要求變革國際經濟、金融現有秩序，解決長期結構失衡的欲望不斷上升，但新興市場經濟體基本面的整體惡化又導致其話語影響力難以顯著提升，如此尷尬使得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加難以形成有效共識。
　　概而言之，以本次G20為中間點，前向時間序列上金融危機演化的短暫歇息、全球經濟短期趨勢的結構錯配，不僅讓國際經濟金融秩序變革的迫切性下降，更給了美國以保持相對強勢的底氣和信心，這使得G20難以真正誕生具有重大實質性轉折意義的決策。
　　但時間可能會改變短期的趨勢。從后向時間序列看，金融危機的可能惡化和美國經濟的可能反復，將回過頭來凸顯本次G20的歷史意義，也許它沒有誕生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變革”，但它正式將變革的方向和路徑提到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面前，并為未來真正付諸實踐埋下伏筆。
　　從后向趨勢審視，可能的變化在于：
　　其一，金融危機很可能再度惡化。從全局看，2008年9月金融危機惡化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在不斷顯現中，而世界經濟大幅衰退的金融抑制效應還未完全得到反饋；從局部看，金融危機讓部分脆弱的“點”暴露出來，如果點到點的風險擴散無法得到抑制，進而導致新的危機震中出現，金融危機就可能在“面”上出現所謂的二次升級。目前來看，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在東歐范圍內的擴散恐難得到有效抑制，由于歐洲經濟對內部貿易的依賴較高，而西歐金融機構在東歐地區的信貸頭寸又相對較大，且利用彭博系統多重數據計算的結果顯示，歐洲公司債和企業債的風險依舊不容忽視。而歐洲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進程可能也滯后于美國，因此不排除歐洲危機于未來爆發，并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升級的可能性。
　　此外，類似金融領域雷曼事件的非審慎政策應對導致危機升級的可能性依舊存在。深陷危機的通用等汽車公司如果由于“清算主義”的再次抬頭而缺乏有效救助，很可能變成實體經濟領域的第二個“雷曼”，引發市場恐慌和大幅動蕩。如果金融危機的未來發展朝向二次升級的不利方向演化，那么此番G20峰會中新興市場經濟體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等一系列旨在解決長期失衡問題的訴求，將凸顯出未雨綢繆的深遠意義。
　　其二，美國經濟止跌的短期幻象可能會驟然破碎。最近新房銷售、房屋開工、按揭申請和耐用品訂單等數據的好轉很難說就是美國經濟復蘇的前兆，從較長序列的變化特點看，這些環比數據長期以來一直呈現出明顯的高幅震蕩態勢，也許這些新變化僅是包含趨勢內涵較少的、隨機擾動的白噪聲。而從長期視角看，奧巴馬新政和伯南克超常規寬松貨幣政策在目前僅是增加了美國經濟復蘇的可能性，提升了美國經濟復蘇的短期信心，其實質影響還未顯現，盲目篤信現有政策框架的官方預估效果和奧巴馬經濟團隊信誓旦旦的承諾多少有失審慎。
　　此外，從美國經濟增長的市場預期和數據公布的時點看，2009年4月底公布的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長初值，可能將較前一季度進一步下滑，而那個時點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才會真正從數據角度超過大蕭條以來的歷次危機。如果未來主要經濟數據持續走弱，或是模糊的奧巴馬新政的滯后效果顯現大幅低于市場的期望，當下美國經濟止跌的短期幻象就將驟然破碎。而美國政要也許才會真正反思，在此番G20期間看到新興市場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提議的瞬間，其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也許是過于自信而失之武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