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英國首相布朗邀請,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1日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倫敦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身處國際金融格局大變革的當口,中國的國家利益現在和一個國際談判會議關系顯得如此緊密。
在赴倫敦前夕,胡錦濤主席表示,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當務之急是要盡快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采取符合各自國情的經濟刺激舉措;努力抑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推動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改革,等等。 無疑,要解決上述這些急切的任務,需要整個國際社會共同攜手,需要一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得平衡的全球性方案。這也是G20倫敦峰會的主要使命。但在一個共贏的格局之下,并不意味著具體成員的利益訴求就一定處于模糊狀態。從中國利益訴求的角度看,就大可以得到清晰界定,這也符合權利與義務的對應原則。 中國利益訴求,呈現在多個方面。比如抑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就是其中之一。與此同時,中國在G20倫敦峰會上的又一個努力方向,應該是積極促成IMF決策機制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即是借鑒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機制,作為過渡,可以尋求達到一種中庸狀態。 在目前的國際機構運作機制中,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一國一票制和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份額發言權制,是兩個最主要的類別。在聯合國機制中,中國是常任理事國成員,擁有一票否決權。而在IMF、世界銀行等金融類國際機構中,由于份額較低,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與自身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地位明顯不符。而且從短期內來看,中國無望獲得份額和投票權的大幅提高。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駐IMF執行董事葛華勇近期指出的方向,值得重視,或可上升為中國對IMF改革的更高層面訴求。他指出了兩個方向:其一,IMF的重要決策要由目前的多數投票權原則,改革為“雙多數”原則,即投票權的多數和成員國的多數,共同通過;其二,要提高決策的否決門檻,即應規定重要決策由70%~75%的投票權通過,從而防止個別國家阻撓基金組織的決策。如果IMF的決策機制能夠實現改革,投票權份額多寡的價值將變得沒有當下那么重要。 這個建議的核心,是改變美國目前所具有的IMF決策一票否決權。實際上,這個方向擁有很強的國際支持力量。3月25日,由IMF指定的“國際金融界名人委員會”發布報告,報告建議,將通過重大決議的多數票比率由85%降為70%至75%,以確保通過的決定得到大多數成員的擁護。這相當于廢除了美國的一票否決權。目前美國擁有16.77%的表決權。 如果能夠將中國在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利益訴求方向,從增加投票權份額,轉向一方面努力增加份額、一方面努力促成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本身的決策機制改革,中國和其他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將能夠更快地享有本應享有的權利。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近期提出,短期以特別提款權(SDR)取代美元成為儲備貨幣,來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但對于中國來說,人民幣并不在SDR的貨幣籃子中(目前由美元、歐元、英鎊、日元構成),周小川提議,要擴大SDR的貨幣籃子,納入主要經濟體貨幣。而擴大SDR貨幣籃子本身,即需要IMF投票通過,美國還是擁有對該建議的否決權。 可以說,只有徹底改革IMF等多邊金融機構的決策機制,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才能夠在短期和長期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 日前,一些海外媒體提前泄露了各自版本的倫敦峰會會議公報草案,從這些草案來看,IMF將得到各國的注資,甚至還將會擁有更多的評估、監督權力,但IMF的投票權和決策機制并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推進。身處G20俱樂部中的、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好好利用這兩天的談判機會,來積極爭取更具有實質性的改革進展。 當然,我們也不能對IMF改革抱太高的期望,更不能投入全部注意力。與此同時,中國也必須對金融秩序演變的其他更務實的可能進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相當對策和預案,如多元貨幣儲備體系,甚至是“金本位”的回歸。 實際上,除了積極爭取IMF等多邊金融機構決策機制的改革以外,在G20會議上中國還有很多關乎自身的利益訴求。比如呼吁美國有序可控的貨幣發行機制,以避免財政赤字貨幣化可能導致的通脹和美元貶值,給中國巨額美元外匯儲備購買力帶來的削弱壓力;防止各國的競爭性貨幣貶值,以給人民幣國際化一個更好的全球環境;加強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管,以緩和中國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領域的資本外流壓力,等等。 在2008年11月15日華盛頓G20會議、4月2日倫敦G20會議之后,2009年年底將舉行的下一輪G20領導人峰會或許會在亞洲舉行。因此,中國可能還需要考慮一個問題,即是否要在倫敦會議上,提出做下一次會議的東道主,并和這一次的倫敦一樣,參與主導下一輪的全球金融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