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哪個方面看，誰都無法否認，中國金融業仍是比較軟弱與落后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度發達的美國金融業仍相當不開放，羽毛尚未豐滿的中國金融業何以卻要相當開放？開放永遠是手段，而手段與目的永遠不能顛倒。當某種開放有違于國民利益時，就應當暫緩或終止。

　　那位以研究15至18世紀歐洲經濟史而聞名的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曾將不同形式的資本作了如下形象比喻：“工業資本主義為圣父，商業資本主義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資本主義則是貫穿一切的圣靈（其地位最高）。”的確如此，當正常的投資機會無法為工商業積累的資本提供出路時，就會以金融資本投機的形式，無處不滲透，無處不控制。最終，金融資本將侵入并征服一切工商領域。
　　正因如此，那些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最先完成工業化的歐美國家，產業結構進入了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現代服務業不斷上升的“后工業化社會”，顯著標志就是以金融業為現代服務業的主體增長迅速。特別是金融業，已成為無論從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投入最大、集中了最多精英并居于全球制高點的產業，因而向外擴張的欲望也最強烈。美國金融業產值占GDP的份額早在1990年就超過了制造業，目前占到近四分之一；金融企業占美國股市總市值的比重到本世紀初已達25%，金融業利潤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份額最高曾達40%。
　　既然基于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所導致的制造業成本優勢已向新興國家與地區轉移，加之“后工業化社會”服務業主導的特征，發達國家除了在研發密集的高新技術工業領域重點投入以維持領先地位外，金融資本主義就是他們牢牢把握、時刻看緊并繼續充分在世界經濟擴張中長袖善舞的工具。一方面，他們對本土金融業與金融市場門戶緊閉，司法、行政、資本以及政治等各類壁壘森嚴；另一方面，抑制不住其內在強烈對外擴張沖動，以“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為口號和策略，推動甚至強迫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開放金融市場與金融業。這從進入本世紀后無論是以世貿組織為主導的多邊貿易談判（比如眼下的“多哈回合”），還是各種區域性多邊或雙邊談判中發達國家所關注的重點，就可一目了然。
　　以貨幣及其衍生品為經營對象，決定了金融企業不同于一般工商企業。因為，首先，金融企業經營的完全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從而使金融資本在借助國家強制力量的同時，利用“人人需要、人人離不開”的產品優勢，可以輕易滲入并控制任何生產與經營“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工商業、服務業、軍事、政治等領域。
　　其次，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其貨幣是全球貿易最主要的結算貨幣，也是全球流通和使用量最大的貨幣，美國金融業由此當然就取得了最大優勢。據有人測算，美元的特殊地位為美國經濟帶來了多達10萬億美元的價值，使美國得到的收益達到其GDP的3%。取得這種優勢并嘗到如此好處的美國政府及其金融企業，怎么會不在將其本土市場緊緊嚴密捂住的同時而千方百計向外擴張實力、搶占地盤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融資本的控制能力，以及發達國家經濟的虛擬化，可以使其借助五花八門的衍生產品、令人眼花繚亂的操縱方式，通過使利率、匯率、股票價格指數、商品期貨價格大幅度波動，以及直接控制他國金融產業等途徑，在全球范圍內快速而巨額地轉移財富。當然，這種財富轉移是由新興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由窮人流向少數富人。所以，稱這種由發達國家少數精英集團控制的現代金融業為“掠奪性金融”，一點也不為過。
　　問題是，那些新興市場國家在此過程到底該怎么辦？目前在中國的金融改革與開放中，這就是個關鍵大考驗。不能不說，形勢空前嚴峻。
　　不管是集幾乎全部中國財富和信息于一體的銀行業，還是各類新興金融企業，如果沒有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似乎就算不上改革，更算不上 “改制”，“外資戰略投資者”儼然成了一種所謂促進金融業改革與發展的當然前提。
　　我從來就懷疑金融行當的“外資戰略投資者”。那些所謂 “先進理念、技術、管理手段”，在后來的事實面前都成了軟弱無力的說辭。
　　典型的例子是，作為中國經濟命脈之一的國有商業銀行，在上市前引進的“境外戰略投資者”，在過去的短短兩年里，其投資升值了近十倍。那么，決定商業銀行市值的中國經濟與銀行經營的基本面在短短兩年里改善了十倍嗎？如果不是，顯然是當時外資購買中國銀行(601988行情,股吧)股權的價格過于低廉了。近些年來境內流動性過剩，本土資本有著投資銀行業的強烈需求，何以舍近求遠，不給本土資本機會，而只將機會雙手奉送給發達國家的金融企業呢？
　　更成問題的是，正在發生的可能是，存在以法規形式對境外資本入股中國銀行業的限制全部放開的趨勢，外資可以取得中國銀行業的控制權。無論從哪個方面看，誰都無法否認，中國金融業仍是比較軟弱與落后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度發達的美國金融業仍相當不開放，羽毛尚未豐滿的中國金融業何以卻要相當開放？實在找不出這種中美金融業開放格局巨大反差的國民經濟學解釋。
　　開放永遠是手段。當某種開放有違于國民利益時，就發生了手段與目的的顛倒，那就應當暫緩或終止這種開放。因為，金融機構控制權一旦轉給外來者，原來的一切利益積累規模與途徑等信息就會同中國民眾的監督相隔離。這是嚴重背離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利益的行為，將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因此，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過程中，首要的觀念與國民經濟政策是：對待金融業的改革開放，決不能等同于工商業；對待金融資本的引進，決不能等同于工業資本的引進。當前，最為緊迫的金融管理政策措施應當是：對內大幅放松管制，對外謹慎對待并嚴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