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紅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力正在迅速擴大。最近的案例是,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汽車集團副總經濟師刑普在今年1月上海兩會期間提交了一份題為<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的正式提案。在此之前,已有崔之元等學者根據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的"社會分紅"理論,深入討論了組建"中國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可行性。去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即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提案,建議劃撥部分國有企業利潤,組建"中國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資的部分利潤直接分給每個公民,使人人都享有"社會分紅"。
　　相對于一些將刑普的提案視為以荒誕書寫沉重的經濟學者,刑普無疑有更好的理論素養與寬廣的視野。他在提案中提到,在新加坡,廣大人民直接從政府獲得金錢,分享國家財富增長的成果。其實,就在上周五,新加坡政府剛公布新的財政預算案,向人民發送"紅包"。而且,這一慷慨動作,對正為"大選"廝殺的臺灣地區藍綠陣營都震撼不小,馬英九和謝長廷的競選班子都迅速提出了有利自身選情的仿效性設想。
　　新加坡的社會分紅實踐并非偶見。美國阿拉斯加州"每人一張支票"的社會分紅廣為人知。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亦曾決定給每個新生兒一筆錢,存入該兒童的 "教育賬戶"。在那種排斥一切政府介入的狹隘市場經濟理論看來,這些實踐實屬離經叛道癡人說夢。但恐怕沒有哪個負責任的政策制定者會把自己逼進市場化教條的死胡同。
　　根據米德的論證,選擇不太低的單一稅稅率,廢除已有的稅收減免,同時對每個公民進行無條件的社會分紅,比起名義上的累進所得稅,更能促進效率與公平;"社會分紅"也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問題是社會分紅的資金從何而來。米德綜合考察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項國家財政來源,指出,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市場收益,只能依賴稅收;但稅率過高則會降低個人、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因此,可以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推行社會分紅。
　　這其實也為目前中國已經開始試行的國企分紅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刑普的建議并非異想天開,假如將已有的國企分紅拿出一部分,來實現刑普提案的建議,可以想見,不僅可以收獲米德所論述的若干積極效果,也可以完全改變輿論對壟斷國企問題的看法。近年來,輿論對壟斷國企有頗多批評,一種強烈的主張認為,壟斷國企是目前社會不公正的主要原因。令人尷尬的是,現代社會有國有企業的制度創設,一大原初目的其實正是要追求社會分配的公正。壟斷國企今天成為眾矢之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歷企業產權改革浪潮的沖擊之后,國企不僅在"所有者缺位"的命名中迷失,而且慢慢迷失了國企收入反饋公共事業的制度路徑。
　　社會分紅是目前可見的將壟斷國企從此前的迷失中拯救出來的最佳制度。在近年有關國企分紅的討論中,有論者對政府將國企分紅投入社會公共事業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如果仔細觀察近年來政府為解決各種民生難題所實施的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不難發現各級政府的重大變化,今天的中國政府對民生難題的公共投入已經有了歷史性的提高。因此,完全可以對中國政府利用國企分紅推行社會分紅,抱有樂觀的期待。也不妨期待,刑普的提案內容能夠如其所愿,在即將舉行的全國兩會上,再次引起關注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