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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中國GDP將超過德國的消息成了全球關注的焦點。我在瑞典的報紙上也讀到了相關的新聞。當然，瑞典人既不會像德國人那樣，用一種十分復雜的心態觀望這一變化，也不會像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那樣，用十分羨慕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對于GDP，瑞典人似乎正在失去追逐的熱情。在不久前的《哥德堡郵報》上，我讀到了這樣一條消息，“世界首屆幸福大會在哥德堡市召開”，而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為什么GDP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幸福”。
從報道看，這次會議是由一個名為“國際慈善”的非政府組織主辦的，其目的是要研究幸福的來源。我在網上做了檢索，發現瑞典媒體對這次會議已經作了一些報道。有篇報道的主題是“增長之外的因素決定了幸福”。而另一篇由幸福大會籌備組的負責人、“國際慈善”主席林德斯特呂姆撰寫的評論，則用了“政治的目的：讓人們幸福”這樣的標題。
在接受采訪時，林德斯特呂姆先生說，“政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讓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更加強大，還是扼制住通貨膨脹呢？也許，這樣的政治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那么，政治的新使命又是什么呢？他認為，應當是更多地以老百姓的幸福感為依據制定政策。
從這屆幸福大會公布的一些文件中看，直到上世紀60年代，經濟的快速增長仍能給西方國家的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而此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到了70年代中期，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持續上升，但人們卻漸漸失去了幸福感。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GDP增長了150%，但幸福指數卻仍在原地踏步。
對于幸福感的失落，學者們直到近年才真正注意到。目前，英國政府已經專門請專業人士制定了幸福指數，并以此作為政府決策的依據之一。參加這次大會的一位瑞典國會議員也于今夏提出了一項議案，要求瑞典政府向英國學習，開展對幸福的研究，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幸福研究體系，確定瑞典人的幸福指標，將此與GDP等經濟指標一起，作為未來瑞典政府政治、經濟決策的基本依據。
這位議員認為，目前，國民經濟的增長仍然是世界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許多政府決策都是依據GDP等經濟數據做出的。隨著環境問題的出現，一些政府才開始考慮建立環境評估的數據，現在幸福也正在成為一個必需考慮的問題。因為人類的發展已經表明，增長不是幸福的全部。
目前，研究幸福學的學者多是哲學、心理學等領域的學者，這次會議的參加者中就有創立了世界幸福數據庫的荷蘭教授魯特·溫赫文，他是一位社會學家，正在做的一項工作就是，通過這個數據庫來建立一系列指標，用以衡量各國民眾的幸福感。瑞典哥德堡大學的學者本特·布魯德也是這一領域的領先學者，他的專業是哲學，去年他曾出版過幸福學的研究專著。這些都表明，幸福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涉及心理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環境學等諸多研究領域。用布魯德的話來說，幸福學主要研究的就是決定幸福的因素有哪些，怎樣才能提高人們的幸福感。
林德斯特呂姆在談到研究的方法時說，我們需要對不同人群展開長時間的調查，了解這些人在特定時間段內的幸福感的變化及其原因，因為，一些很不起眼的因素也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比如，與誰一起去打球，與誰一起共進晚餐，以及在什么樣的環境中吃晚餐，等等。
瑞典及其他西方學者的努力會不會使幸福指數像GDP一樣，在未來若干年之后，成為各國政府普遍接受的決策依據呢？現在還不好斷定。但是，從GDP現在的作用來看，它顯然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能客觀準確地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了，未來肯定會出現像環保指數那樣的新標準。瑞典人對幸福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示在于，也許，中國的學者也應當為中國的發展找到，或是創建一個能夠反映中國老百姓幸福感的評估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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