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嶺市的基層民主改革試驗，一時成為十七大后各地前來取“基層民主經”的一個熱點和范本。其中的亮點包括：新河鎮的民眾擁有了對財政收入進行支配的“話語權”，以及澤國鎮的重大公共事務群眾參與決策的“民主懇談”制度。(11月12日《中國青年報》)

    民主理財往往是基層民主的序幕和先聲。新河鎮引入民主理財機制后，使得基本建設費與行政管理費大幅下降，而事關民生的農業、文化、醫療衛生支出則明顯上升，并有效解決了當下普遍存在的鄉鎮負債問題。
    的確，無論是就財政開支還權于民，還是就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進行“民主懇談”，其落腳點都將落到民主理財等可操作細節之上。民主理財不僅能充分調動公眾政治參與的內在積極性，而且是對我國現有基層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補充，更是政府集納民意并提高自身決策科學性的有效路徑。實際上，即便基層政府的決策者真情實感地代表民眾的利益訴求，其動輒靠“想當然”決策的辦事風格，也終究難免會與基層民眾的真實意愿相悖離。這種現象之所以變得無法避免，原因就是缺乏有力的監督主體對“三拍干部”進行有效監督，而這監督主體，就是溫嶺那些對財政支出擁有話語權和對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參與權的民意代表。
    民主理財實乃公共財政的一個基準品質，納稅人的貢獻構成了公共資金或政府財力，故財政收支便理當令民眾知情并擁有話語權，同時負責監督其能否依照民眾意愿進行開支。所以沒有民眾參與的公共財政，將使其公共性損失大半矣！而缺乏了公共性的公共財政，其合法性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