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河源市東源縣發生的討薪民工遭群毆的“６·２９事件”，目前仍然在繼續延燒的過程當中，而且出現了一個很不祥的征兆：事件有可能從一個單純的勞資矛盾，轉化為廣東與重慶之間的地域矛盾。
    廣東東源縣稱：“６·２９事件”為一宗“群體惡性斗毆事件”，起因是作為工程發包方的“富源”公司和作為承建方的“邱天”公司，因洪災損失補償發生糾紛。重慶市政府駐深圳辦事處則當即針鋒相對地表示，如此定性過于“草率”，并聲稱將繼續“向當地政府提出公正處理的要求”（見７月３日新華網）。

    “６·２９事件”至此似乎成了一個“羅生門”，但我懷疑，這可能正是事件的真正責任人——老板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因為如果按照廣東方面的說法，這是一宗“群體惡性斗毆事件”的話，則這起事件就像兩個流氓團伙打群架一樣，沒有什么是非可言了，責任自然追不到老板頭上；而如果按照重慶方面的說法，則“６·２９事件”又成了廣東當地人欺負外來的重慶打工者的事件，責任仍然追不到老板的頭上。
    但我認為資方才是“６·２９事件”的真正責任人。如果我們把這段時間媒體對“６·２９事件”的密集報道仔細梳理一下，就不難發現這樣一條脈絡：首先是“邱天”拖欠了農民工的工資，然后又把拖欠的理由歸結為“富源”不肯補償自己在洪災中的損失，并據此鼓動、組織農民工到“富源”的工地上強拆設備。而“富源”也沒有通過報警等合法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自恃是在自己的“地盤”上，徑直動用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來彈壓，結果釀成流血事件。
    在這一事件中，老板的權詐和毒辣，民工的不幸和無助都暴露無遺。“邱天”老板的權詐在于，他不僅惡意拖欠了農民工的工資，而且還利用了“自己也是重慶人”的條件，成功地把農民工的怒火引向了和他們并無直接合同關系的“富源”；農民工的不幸則在于，當他們發現自己身陷困境后，除了“同鄉”這一資源之外，竟然沒有別的正當資源可以為自己提供幫助：找工會嗎？工會在哪里？找法院嗎？無法承受訴訟的成本和冗長的程序！找政府嗎？經驗表明政府興趣一般總是在ＧＤＰ上……
    無助和憤怒使得農民工們成了一股盲目的力量，也使他們輕易地變成了老板們解決彼此之間經濟糾紛的工具，并使得事件具有了不同地方之間的人群沖突的色彩。
    從全國的情況看，絕大多數的農民工都是按照不同的省份和地域來組織和聚集的，他們和資方之間的沖突，稍不留神就會演化成地域沖突。放任這種趨勢的發展是危險的，因為這不僅有可能遮蔽問題的真正本質，無法有效保護農民工的權益，而且還會使地方保護主義因具有了“民意”的支持而具有了“合法性”，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甚至會影響到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目前，廣東和重慶的地方政府都已經高調介入了事件的查處，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它們都能夠嚴格按照法治的精神處理此事，而不要僅僅把維護“本地”人的權益作為處理事件的唯一準則。從更根本的意義上看，我們還應該建立起一整套對農民工來說是可信賴的、全國統一的、廉價高效的維權機制，使他們無論走到哪里都可以憑借這套機制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不必過多地依賴同鄉這種資源，這才是長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