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經濟外部失衡是兩國經濟結構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純要求其中一方調整，必然效果不彰。
　　最新的貿易統計數據顯示，5月份當月出口940.5億美元，增長28.7%，增速比前4個月加快1.2個百分點；進口716億美元，增長19.1%，與前4個月的增幅持平。進出口相抵，5月份貿易順差同比猛增73%，高達224.5億美元，遠遠超出市場普遍預期。

反向J曲線效應不可忽視

　　數據發布之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實，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反向J曲線效應和搶關出口現象，5月份的貿易順差本身并不應令人太過驚奇。
　　所謂J曲線效應，是指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滯后影響。在貨幣貶值情況下，初期經常項目收支將進一步惡化；一段時期（往往是6—12個月）之后，經常項目收支才漸趨改善；再經過一段時期（往往是1.5—2年后），經常項目收支的改善達到峰值，然后再度趨向下降。
　　在貨幣升值情況下，經常項目收支變動則恰好相反：初期經常項目收支盈余繼續增長；6—12個月后經常項目收支開始惡化；1.5—2年后，經常項目收支惡化程度達到極限，此后經常項目的余額開始不斷上升。這一過程正好表現為反向J曲線效應。

J曲線效應根源在于外貿

　　合同簽訂至商品實際交貨之間存在時間差以及價格談判能力。在本幣升值情況下，由于存在上述時間差，海外客戶即使最終轉向其他貨源地，也不可能馬上完成轉移訂單，已經簽訂的合同還需要繼續執行；由于出口商價格談判能力增強，出口商有能力要求海外客商隨本幣升值而接受提高后的價格。
　　盡管中國制造業部門在總體上還不具備十足的定價權，但價格談判能力正在增強，不少出口合同增加了旨在應對匯率風險的條款，如規定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一定幅度，則出口商品美元價格上浮若干；出口商品以人民幣計價，按結算日匯率折算美元支付等等。

搶關出口使順差短期擴大

　　去年9月以來，我國政府針對對外貿易密集出臺調控措施，今年6月1日起又調整了部分商品進出口暫定稅率，其中一項內容是對110種出口商品開征出口稅，提高32種商品出口稅率。就中長期而言，此舉無疑有助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以及推進國家產業結構和外貿商品結構提升。但在短期內，其效果將是激勵企業在新稅率生效之前搶關出口，從而擴大貿易順差。
　　我們沒有權利為此責備企業。因為除了極為特殊的緊急情況之外，任何政策調整都理所當然要給市場參與者適當的過渡期。出口企業紛紛趕在進出口關稅新規生效之前搶關出口，這也是行使他們的合法權利。中國眾多保稅區也給了企業如此操作的便利，不管有無實際的海外客戶和合同，不管有無艙位，企業只要先將貨物運進保稅區就能夠享受到6月1日前的低出口稅/零出口稅，還能先拿到出口退稅。

美歐經濟結構調整也十分必要

　　盡管中國5月份貿易順差創新高不足為奇，但這個事實再度凸顯了美歐經濟調整的迫切性。
　　在這個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在相當程度上系受國際影響所致。我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順差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逆差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兩極。“擠出效應論”著重強調美國和其他經常項目赤字國消費過多、儲蓄過少、對資金需求過度：“擠入效應論”則著重強調經常項目盈余國家儲蓄過多而消費、投資過少，導致資本過度供給。
　　筆者認為這種局面是“擠出效應”和“擠入效應”共同導致的，因為正是在美國人寅吃卯糧式消費需求、以及滿足這種消費需求的預期利潤的拉動下，中國才有過多的資金投資而不是國內消費。而且，在美國這類發達國家，在二戰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為了執行課稅政策和轉移支付規劃，為了比較平均地分配可供支配的收入，低儲蓄率和低投資率是得到政府和輿論界認可的，由此形成了一套“低儲蓄、高消費、高負債”格局。
　　由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由于在作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其政界更傾向于將調整的負擔推給別國而不是自己承擔不無痛苦的經濟調整，導致這種格局遲遲難以真正轉變，這才導致其他東亞經濟體的龐大順差經久難消，只不過具體表現的經濟體從日本到東亞四小龍，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大陸而已。
　　有鑒于此，緩解我國宏觀經濟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僅僅依靠中國的調整，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也需要調整。中美兩國經濟外部失衡是兩國經濟結構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純要求其中一方調整，必然效果不彰；如果被要求調整的還是綜合實力較弱的一方，那就既無效率又無公平。
　　前幾天發布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聯合情況說明》中提到，“中美雙方還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國國民儲蓄率，提高美國國民儲蓄率”，這是令人欣慰的進步，但我們不可低估美歐作出這種調整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