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對主流經濟學闡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結論說不，顯得相當離經叛道的作品。書作者泰勒·考恩，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于喬治梅森大學，他的博客在全球經濟類點閱榜上高居第二位。這本書出版后，泰勒·考恩更被贊譽為“下一個托馬斯·弗里德曼”，相當于中國公眾輿論場中的葉檀+任志強。

    經濟學家、經濟史專家通常都認為，在美國經濟1970年代陷入危機后，經里根政府改革，科技革命的成果被充分釋放，帶來了計算機和互聯網革命，最終牽引實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即便是那些對里根政府至小布什政府經濟政策持批評意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也多承認科技和經濟發展成果，只是強調這樣的發展是以放松監管、埋下隱患為代價的，并且犧牲了勞工階級利益，擴大了貧富差距。

    泰勒·考恩的觀點完全不同。在他看來，美國經濟自1970年代起就已經陷入停滯，這些年來的繁榮不過是金融加房市泡沫而已，1970年代之后，科技發展速度大大放緩。泰勒·考恩認為，美國歷史上得以崛起，趕超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主要原因在于，閑置土地足夠多，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主要在美國涌現且這些成果多為革命性的創新成果，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擁有大量未獲得良好教育的年輕一代（公共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就使這些人能夠成為助推科技革命的主力軍）。

    他歷數1970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發展數據指出，此后的發展主要來源于金融創新，科技創新、創意的回報率變得更為可觀，但創新、創意活躍程度卻在下降。與之同時，美國政府財政支出在經濟中所占比例也在提高，這說明，GDP增長的相當部分來源于政府投資及再分配，而不是創新、創造。

    美國的人均醫療成本位居世界首位，但國民壽命和健康水平卻落后于其他很多工業國家甚至歐洲的窮國。而美國的教育支出，所換得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回報也并不理想，相對百年前的上升態勢，高中生畢業率而今持續下降。泰勒·考恩認為，美國的教育和醫療總投入占到了GDP的25%，遠超其他國家，理應最有成效、最具活力，但事實恰好相反，這是因為兩個領域都存在“大規模畸形的政府激勵機制”。

    這番觀點已經具有相當的爭議性。應當說，泰勒·考恩對美國教育、醫療投入體制提出的犀利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公共教育是工業革命的產物，目的是培養可以滿足工業經濟社會的勞動力，這被視為典型的公共產品，由政府供給或政府購買等方式供給，不可避免形成強大的教育管理官僚階層，教師、教材、教學方式也很難高效的響應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美國上世紀50年代起為了適應與蘇聯的競爭，開始改革教育體制，但教改方針搖擺不定，這最終帶來的結果是教育體制保留了市場化和政府主導兩種方式的弊端，學校教育質量提高也不明顯。新世紀以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推行，更帶有急功近利的味道。而美國醫改暴露出的弊端更多，不同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是不斷推高醫療成本，醫療保障水平卻未能同步提升。

    但教育、醫療投入體制的弊端，似乎并不能有效證明美國其他領域的政府激勵機制、市場機制都存在問題，或者說都存在同樣嚴重的問題。而他給出的美國1970年代以來發展主要得益于金融創新而非創意、創新的結論，顯然也是不夠公允的，因為美國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創意產業通常都要通過風投和金融機構，募集資金、運作上市，如果將跟金融有關的增長全部界定為金融創新的產物，撇清跟科技創新的關系，實在有些牽強。

    這本書最具爭議的觀點，是泰勒·考恩對互聯網經濟的輕視。為了說明互聯網不是那么重要，他將互聯網與實業、生活都切分開來，將互聯網僅僅界定為互聯網產業，然后再用幾家頂級互聯網企業的雇工人數為依據，宣稱互聯網帶來了更多的失業（雖然機器、計算機、互聯網造成失業，這個結論確實成立，但泰勒·考恩推導出此結論的邏輯卻不能令人信服）。

    在對現狀進行了一番最為悲觀的渲染后，泰勒·考恩在《大停滯》一書的末尾部分筆鋒一轉，變得突然樂觀了起來，他將中印兩個新興大國在科技創新上的發力視為美國經濟復蘇發展的利好，轉而談論互聯網可以為教育改革帶來的好處。他還提出建議，要提高科學家的社會地位，這顯然是就華爾街交易員的職業近年來變得越來越熱門，美國青年不愿投身科學的現實而提出的。

    總體來說，這是一本很聰明的找到了美國、世界經濟發展問題，并巧妙設定問題解讀角度，以最大化吸引眼球的作品。泰勒·考恩沒有耐心去縝密論證他那些離經叛道的結論，建議探討也有些草率倉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