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日韓及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引領政策經驗，在國際上被概括為東亞模式。具體的政策包括日本明治政府就開創的工程教育、日本二戰后建立的政府主導產業投融資體系、韓國轉型時期確立的一攬子促進出口政策、中國臺灣的工業園模式、中國內地的招商引資競爭。東亞模式還包括受到傳統經濟學批評的進口保護和出口補貼。

    從世界范圍來看，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的經濟體并不多，而失敗案例則是比比皆是。拉丁美洲國家19世紀初經濟發展水平甚至遠超美國，但到了20世紀，則大大落后于美國以及新興崛起的日本。二戰后發起轉型提升的國家當中，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東亞和東南亞，其他大洲的一些新興民族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則紛紛陷入轉型困境，債臺高筑，社會動蕩。

    日韓兩國在經濟騰飛后，政府就開始致力于輸出經濟發展經驗，特別是產業發展經驗。日本組織了許多與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對話，韓國則提供了“知識分享計劃”。我國政府近年來也加入經驗輸出的行列，協助受援國提高生產率，闡述中國工業化發展的經驗。

    可以預見，隨著“一帶一路”、亞投行戰略的提出，我國對外投資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這其中必然要涉及輸出、幫助建立成型的產業政策框架。在我國國內，一些城市還承擔帶動邊遠山區等欠發達地區發展的責任，也需避免直接復制政策清單，并因此陷入水土不服的問題。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青木昌彥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主編的“比較”譯叢圖書，最新推出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大野健一所著的《學會工業化：從給予式增長到價值創造》。這本書通過重點解析東亞國家二戰后經濟轉型、騰飛的經濟政策制定過程，對照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國家，就實現經濟轉型、輸出產業政策提出了具體建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1994年曾發表專著，批評當時備受推崇的“亞洲奇跡”，指出東亞國家嚴重依賴于“汗水”（生產要素的累積）而不是來源于“靈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為什么其他國家不能通過付出“汗水”代價的方式，獲得經濟轉型和騰飛呢？大野健一認為，東亞國家成功的奧秘其實在于建立國家機制鼓勵人力資本持續升級。同樣，在輸出產業政策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必須注重帶動受援國（受援地）建立起匹配的人力資本升級機制。

    輸出產業政策，還應當注重市場驅動型發展（即產業、項目選擇要遵循市場機制，由企業而非政府來直接完成），受援國（受援地）政府要善于制定政策要激勵私人部門實現價值創造和創新，懲罰尋租和腐敗。書中還指出，受援國（受援地）政府要將主要精力放在幫助產業、企業提高實施能力，在制定產業規劃等具體方案中積極聽取企業意見；為避免政策失誤，受援國（受援地）政府還必須了解各項重點產業的具體知識。因此，輸出產業政策的國家和城市，不能簡單的提供一套產業政策清單，而需要提供智力援助（提高受援方政府官員知識水平、領導力），幫助受援方因地制宜制定產業、企業激勵政策等多方面幫助，引導受援方更好的借鑒他國經驗完善政策工具并學會與產業專家進行對話。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第四章專門談到了如何有效改善受援方政策流程（從改變受援方政府領導者愿景，到改變公職人員、智囊專家理念，協調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再到推動建立行動機制、跨部門協調機制）的一攬子建議。

    書中第三章列舉了東亞模式中，后發國家和地區提高產業能力最常用的6項政策工具，包括持續改善（源于日本，改善產業、工業企業的質量和生產力）、企業管理咨詢系統、工程大學和技術學院、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和產業之間的關聯、工業園區、吸引戰略性外國直接投資，分別解析了這些政策工具的設計方式，并就受援方建立起本地中小企業發展激勵政策提出了建議。

（作者授權，經濟參考網獨家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