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國如何選擇”，指的是選擇什么樣的民主，以何種方式實現，不能解讀為“民主，中國能否（有無）選擇”。100多年前，自強救國與民主自由就已經聯系在一起，成為一代代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共同目標。袁世凱集襄贊民國之功，悍然重建專制，很快就落得個眾叛親離，足證人心向背。而在二戰后，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輪又一輪民主化潮流，民主甚至被視為終極化的價值選擇。

    盡管如此，時至今日，究竟該選擇什么樣的民主，卻出現了很大范圍內的共識斷裂。僅在亞洲，推行民主的國家和地區之中，既出現了日本、韓國這樣的高收入社會民主的例子，也有大量的低收入社會民主典型，民主似乎并不能自然而然的帶來富裕乃至社會穩定。而就在一些高收入民主國家或地區，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相反興起了街頭政治，歐洲部分國家因為改革福利政策和移民政策引發民意強烈訪談，美國的民主政治演變為兩極對立的極化模式。與之同時，在另外一些新近崛起或保持長期較高水平增長的經濟體，依照西方標準界定的民主化水平卻并不高。有人據此宣稱，民主不是經濟繁榮的前提，甚至不能稱為必需條件。更有甚者，將民主與國富民強予以對立。

    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最近出版的《民主，中國如何選擇》一書，深入分析當代民主陷入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就中國探索非西方民主的道路進行了探討，點評了十八大以來加速反腐、推進法治對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影響。

    民主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全書第一部分詳述了發生在東亞、東南亞、東歐、西歐、美國等世界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民主危機”。應該說，“民主危機”并非民主制度出現了無法克服的內生障礙，而是地緣政治、相關經濟體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累加的矛盾，通過民主政治的渠道予以爆發。如果沒有民主政治體制，相信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亂局還將以更為激烈的方式呈現。按照鄭永年的觀點，民主的有效運行依托于政治和法律秩序，沒有這個基礎，民主和自由就會陷入混亂——很顯然，缺失民主，政治和法律秩序同樣會迎來挑戰。

    那么，為什么不同收入水平、民主體制和國家形態存在較大差異的國家和地區，會出現政治和法律秩序的不穩定呢？鄭永年在書中解釋指出，首先，全球化正在挑戰基于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會不可避免帶來“親商”抑或“親民”的矛盾；其次，現代產業結構特別是金融化的產業結構促使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破壞了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平等內核；第三，與全球化緊密相關的社會高度流動性，構成了對政治和法律秩序的挑戰，這種挑戰透過民主政治機制反映為本國人與新移民、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突出矛盾。

    實際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危機”，恰恰是因為民主政治建設不夠健全，即政治學家所稱的劣質化民主。二戰后在新興民族國家普遍推開的民主政治建設，實際上被簡化為單一的選舉，沒有如20世紀之前進入民主政治建設的西方國家那樣，將道德價值、文化傳統、精英共識結合起來，更脫離于法治。

    而在西方國家，盡管過去以來其民主政治建設被論定為帶來繁榮富強的最可靠制度優勢，但在近幾十年來的經濟困境壓力下，出現了民粹主義潮流。鄭永年解釋認為，西方國家在“全球化及其導致的經濟結構的變化”推動下，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被大大擠壓，這是民粹化政治潮流涌現的根本原因，也導致傳統民主政治內涵的理性精神弱化。從弗格森騷亂到巴爾的摩騷亂，小概率事件引發大規模抗議和社會騷亂，這相當清楚的說明了西方國家的民主困境。

    西方民主的尷尬

    西方民主的尷尬、困境，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觀點來解釋，就是已經變化的經濟基礎，促使上層建筑發生變化。但這種改變是相當困難的，以美國為例，如果大幅度改變再分配體制和社會政策，現有的富豪階層將加快財富轉移進程。

    目前而言更為嚴峻的挑戰在于，基于地緣政治、宗教信仰強化的極端主義在全球多個區域蔓延，民主和平解決矛盾已不具備可能性。按照鄭永年的觀點，民主意識代替不了民族意識，民主政治建設尤其無法應對極端主義的挑戰。

    討論民主政治是否有非西方的選擇，實際上應當回到民主政治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全球化促成的是資本的自由化，這對于社會和政治事實上必然起到腐蝕或者說解構的作用，多黨制框架的“一人一票”會難以避免變成“一元一票”。盡管如此，如果徹底否認民主政治的價值，資本甚至不需要為選票付費，控制社會和政治的能力會得到進一步增強。

    要找到一種既能滿足公民民主權利意識，又可以避免西方式民主政治帶來的各項惡心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事實上在較早以前就有了答案：“參與式民主”。但要讓票決式的選票民主，變成參與式民主，擺脫民粹負擔，需要構建起精英階層之間、精英與平民之間的基本共識。從我國臺灣地區、泰國等經濟體的民主實踐情況來看，當社會和經濟矛盾變得更為尖銳，民主穩定和跨階層共識的基礎很難穩固，階層議題、族群議題等將主導政治輿論場。

    中國民主政治將如何實現

    鄭永年在《民主，中國如何選擇》書中第三部分中首先提到，中國需要建設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為民主政治建設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中國當前的主流意識形態，引自西方，與本土文化和觀念的融合尚不緊密，且嚴重脫離民眾理解和話語。社會意識形態多元化的現狀，將使得政府權威和權力急劇衰落，官民溝通陷入困境，話語甚至暴力沖突有加劇的危險，人們普遍感覺生活無意義。鄭永年指出，今天的中國，需要造就一種全國人民都能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整合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本土文化價值。

    民主政治在很多情況下會顯得相當脆弱，最常見的沖擊力，一是來自于資本，二是來源于民粹性民族主義。當前中國涌現出的民族主義，公允而言是對之前壟斷話語場多年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對應式反擊，后者宣揚弱化國家利益、傳統文化、經濟安全、本土意識形態等概念，這些主張被一再證明為存在偏頗。而“公共知識分子”對西方歷史和現實政治的偏狹式解讀，甚至偏激的認為，即便西方社會存在種種問題，也是民主政治的合理代價，將二者混為一談——在質疑者看來，既然如“公共知識分子”所說，民主政治會帶來現有的種種問題，倒不如自行找尋一條新路。事實上，西方國家陣營中，并無那種全盤復制他國制度模式甚至問題而走向富強的案例，即如美國，不僅借鑒學習了英國體制、歐洲大陸國家體制，還根據其國情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

    從黨內民主走向人民民主，這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中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鄭永年在書中圍繞近年來中國黨內民主、黨內團結、黨內競爭有關熱點事件，就黨內民主的走向給予了探討，并提出，黨內民主需要推動票決程序的制度化和透明化，但又不能僅限于此，“要減少和控制庸人政治、民粹政治，黨內的政策辯論變得非常重要”，還應順應時勢調整領導結構的頂層設計。

    如前述，世界許多國家的“參與式民主”建設遇到困境，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主渠道無法適應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政治參與壓力。因此中國在“參與式民主”建設中，要進一步增強開放性。鄭永年提醒指出，近年來中國各級人大、政協會議都給予了新興階層名副其實的政治參與權，但農民、農民工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參與卻變得相對困難。他建議中國學習新加坡的社會動員機制，凝聚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各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