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建嶸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國和法國地處東西方兩端，歷史文化背景迥異，卻有不少共性。最突出的一點，都是農業大國，直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人口一半以上還都是農民。此后，隨著工業化的迅猛推進，農業人口比例有所下降。和中國一樣，法國在傳統上也是以農業文化為主的國家，它的產業轉型同樣經歷陣痛，今天依然面臨許多棘手問題。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決定將七年前在法國的考察筆記整理成《訪法札記》公開出版，是有他的深刻用心的，而此書在當下的現實意義確實相當突出。

    于建嶸說，他的個人志趣在于從實際出發，在對現實的觀察中發掘問題。閱讀《訪法札記》可以看出，于建嶸的視線始終聚焦于“三農”，尤其始終關注土地問題。他認為，“中國農業革命的主要問題，是建立起一個大的橋梁，必須要處理好現代化的農業、大量的農民與大都市之間的聯系。”農村土地能否自由流轉以及如何流轉，近幾年來受到政府、學界、媒體和大眾的普遍關注。近十多年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廉價土地，但這同時也說明由于沒有土地經營權，農民的實際權益受到了損害。尤其是這些年來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強制農村城市化，強行收回農地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在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如何保障農民利益不受“集體”侵害呢？今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引導土地經營權規范有序流轉，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開展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文件部署的這些改革，意在通過市場化手段，激活被長期壓抑的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和農村產權，讓農村“沉睡的資本”得以“活”起來。從中可以看出，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對于農業發展有多么重要。

    去法國考察歸來，于建嶸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保護農民的權益，革命性的決定是在法國租土地的權益比土地所有者的權益還要大。”在“二戰”結束的時候，法國政府決定將租地的合約規定為18年。這很重要。農民要制訂農業計劃，需要大量投資。合約期比較長，同時要求土地租金要比貸款的利息要低，這樣就有人想要賣掉土地。由于部分農民離開了土地，土地實行了自由流轉，法國才成了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的利益與全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條道路與我國1949年以來的農業發展道路有所不同。“包產到戶”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大激發了我國農民的積極性，但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見效慢、大規模生產等要求，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家庭式經營越來越難以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造成土地大量拋荒或者移作房地產開發等他用。

    要注意的是，法國農業土地自由流轉，除了產業政策的支持，還有許多相關機構致力于對農民權益的維護。比如，成立于1961年的全國土地整理與鄉村建設公司聯合會，按照國家規定享有農村土地優先購買權。各地的公證人須把農民之間買賣土地的合約在兩個月前通知該公司，如果買賣雙方的價格不合常理，公司就可以用優先購買權否決他們的交易。公司在決定購買這些土地的時候須首先做好計劃，購買回來后整理好就賣給需要的農民。在一般情況下，土地的用途是不能改變的。這樣，法國的全國土地整理與鄉村建設公司聯合會既有監督作用，同時也搭建了交易的平臺，并對土地用途有所規劃。法國是一個勞工組織特別發達的國家，據于建嶸的考察，法國勞動民主聯合會、法國總工會、法國農民聯盟等公共機構，在維護農民權益方面都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一點，也是我國需要學習的。我國農民利益的表達機制急需完善。看這些年被揭露出來的事件，我國失地農民往往求告無門，助長了土地違法違規者的氣焰。

    中國目前仍處于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城市化和基礎設施等建設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因此需要征收農民土地，同時給予農民補償。以筆者基層工作經歷，在城市化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幾乎所有農民都希望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國家征收而獲得土地補償。農民離開土地已是大勢所趨。既然如此，為何我國在農村土地流轉上的政策不能更靈活些，并借鑒法國的經驗，盡力保障農民的權益呢？根據于建嶸的調查，法國同樣面臨著農村人口比例下降的問題，但這個比例下降對于法國農業發展的影響并不大，今天法國的農業生產基本是以大農場為單位的，每個農場就是一個企業，每個農場主就相當于企業家或者工廠的廠長，他們負責農場的全部經營和管理。所以，法國農民有很多都擁有高等學歷或者經過長期的專門農業技術培訓。

    法國的農村土地集中化，帶來了規模較大的現代化勞作方式，從而獲得了更高的經濟效益。而中國農村空心化往往帶來的是鄉村的式微和蕭條，試想，一年的辛苦勞作如果不能獲得合理的報酬，那么還有誰愿意滯留在農村呢？當然不能忽略法國農民在城鄉之間身份隨時可自由轉換，而中國的農民要么被束縛在土地上，要么和土地分割之后就再也難以回歸。對此，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曾在《地權的邏輯》一書中談到，我國當前盛行的資本介入與地方政府推動的不可逆的大規模土地流轉，將使農民退無可退。所謂不可逆，意味著農民離開土地之后，往往跟著就會很快失去家鄉。他們只能去城市謀生。我們知道，現實的情況是，進城的農民真正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從而在城市體面地生活，需要付出比城市原居民更大的努力。農民工自身的努力是當下整個中國最可寶貴的財富，他們面臨許多人生的難題：戶口、孩子的教育、城市生活的高額成本，還有城里人的歧視等等。一旦進城失敗，他們已很難返鄉，那么城市內就有可能形成“貧民窟”。對這一連串相關的問題，于建嶸還在苦苦思考。法國的城鄉差距和農民出路，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社會騷亂的預防與治理等問題，在《訪法札記》中多有論述。

    加入歐盟之后，法國農業面臨著新形勢。這本《訪法札記》當然能我國的農村和農業發展如何在城鎮化道路上前行提供借鑒，而作者更希望此書“能在更長的歷史時期內為人類的政治文明進步貢獻力量。”能否如愿，只有讓時間來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