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精英政治向大眾民主體制過渡，同時要盡可能避免過渡轉型帶來的沖擊，這是迄今仍然困擾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關鍵問題。二戰后，在東南亞、南亞、非洲，冷戰后的原東中歐地區，都上演了這樣一股過渡轉型的浪潮，結果卻很難令人滿意，一些國家持續陷入政局混亂和社會動蕩狀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后，迎來了工業革命，海外殖民擴張接連踴躍，在持續了多個世紀的英法對決中占據了上風，擊潰了拿破侖，并最終推動歐洲大陸形成了有利于英國的均勢格局。但與之同時，英國國內的政治發展卻相當平穩，遲至19世紀才迎來了三次議會改革，一步步擴大了選舉權，并最終讓英國成為了真正的民主國家。英國為什么能夠避免發生法國、俄國那樣的劇烈政治革命？英國大眾與政治精英在過渡期內是怎樣進行博弈的，最終達成了各界認同的關鍵妥協？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歷史學會主席、愛丁堡大學杰出教授哈里·狄金森的力作《十八世紀英國的大眾政治》一書，向讀者展示了一直以來被忽略的18世紀英國的政治轉型歷程。

    全書第一章就當時的英國人民在議會選舉中扮演的角色，介紹有產的精英階層如何通過一定的金錢、時間支出來影響選舉者投票，達到控制下院成員人選的目的。18世紀的英國國家和地方政治，毫無疑問仍是由精英主導，有產精英通過操縱選區政治規則來控制議會席位的分配。即便如此，取悅選民仍然是必要的，有產精英必須展示自己將首先為選區利益服務，否則就會遭到反對，英國18世紀著名政治家、保守主義理論家埃德蒙·柏克就曾因此被布里斯托爾的選民所拋棄。

    英國18世紀的選舉權僅限于擁有一定財產資格的成年男性，仍將無法避免多數選舉資格集中在社會的中等階層而非有產精英。書中指出，“整個18世紀有很多例子證明平常恭順的投票者們顯示了他們的獨立”，有產精英為了避免選舉危機必須增加其時間、金錢和精力投入。從18世紀60年代起，當倫敦等大選區的選民開始表現出“一種對國家事務和議會政治更加深刻、更加連貫的政治意識”，就傳達出比之前大得多的政治壓力。

    在選民逐漸認識到自身力量的過程中，其他各類主要的利益集團在18世紀的英國議會政治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傳統的大土地貴族與新興的貿易商、銀行家利益集團的矛盾變得更為緊張。值得一提的是，英屬北美殖民地最終走向獨立，就在于殖民地的經濟利益集團不能在英國的議會體系中發揮維護其利益的重大作用。書作者還提到了圣公會等18世紀的英國宗教和道德壓力集團，這些壓力集團在推動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等重大政治決策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18世紀展開的紛繁復雜博弈，為英國后來的議會政治創造了諸多基本的博弈規則，有助于將政治和社會壓力吸引整合到議會政治框架之中。

    18世紀的英國迎來了城市化進程，經濟增長迅猛，市鎮擴容使得治安、衛生、供水等公共問題更為突出，城市居住密度的增大，“大市鎮里充滿了隨意可見的消費、社會流動性和激烈的競爭”。但要看到，這也帶來了更多的公民結社，并促使社會規則和公共儀式發育更為成熟。而市鎮當局處理公共土地征用、調整稅收政策，也常常引發民眾選擇在議會政治之外進行抗議。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這成為了18世紀英國國民所獲得的寶貴民主訓練。

    書中第四章還介紹了18世紀英國本土頻繁爆發的民眾騷亂，分析指出這些騷亂不僅來源于新的經濟秩序對舊有行業、職業形成的沖擊（造成企業、作坊倒閉，手工作坊工人大批失業等），而且也與人們對新的政治、社會、經濟秩序表現出不相適應相關。書作者將相關的暴力行動和騷亂，理解為英國居民為捍衛政治權利而展開的抗爭——而這些行動所引發的暴力壓制烈度卻要低得多。書中解釋指出，無論是英國正規部隊還是民兵，都極不情愿參與到這類壓制活動之中，英國政府也努力避免動用武裝力量來處理矛盾，“更喜歡通過安撫、仲裁和溫和手段去緩和壓制政策造成的不滿”，這也意味著，民眾騷亂行動最終成為推動英國政治權力分配和平進行的動力。

    全書后半部分探討了近代英國人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公共參與，以及通過公共參與重塑英國政治的情況。這項轉型存在保守與激進的持續對立，前者強調英國古老體制長久保障國人權利的價值，而后者則希望加快實現普選及其他方面公民自由的進程。書中列舉了雙方在人民主權與反抗權、自然權利與公民自由、積極政治權利等多組重要命題上的爭論，剖析了18世紀晚期出現并掀起巨大波瀾的激進主義，強調指出這類派別對于教育公眾、普及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理念發揮的重要作用，使得許多權利與自由命題成功列入政治議程。而與之同時興起的大眾保守主義，盡管其目的是遏制激進主義，但仍然促使了憲政傳統的公眾宣傳，也避免了激進主義改革浪潮引發更大社會動蕩乃至于暴力革命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