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經濟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個人在其中承擔多少責任？根據“理性行為人理論”經濟的自由空間能有多大？在美國，這些問題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跟歐洲普遍傳統的做法不同，美國的奠基者跳出了政府干預的框架。但是在這個新世界中，社會上自由的人們仍需要一個秩序。自由論在美國一直為視為合法的武器擁有權、政教分離和防止個人財產公有化的理論依據。而另一方面當論及美國內戰，解放黑人和抗擊貧困時，國家干預又十分必要。在這場辯論中，天平隨著時間推移一直搖擺不定。

　　歷史學家詹姆斯·艾倫·史密斯在關于美國“思想市場”的研究結果中展示了美國話語結構的根本變遷。19世紀中期，美國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仍不完善，慈善事業還不發達，自由放任主義在道德和邏輯上都是毫無爭議的。

　　但是在工業革命時期，隨著新式工業技術的到來，歐洲的理性思想果實也傳到了美國。美國在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過渡期中，社會弊病開始出現，社會問題更加凸顯。當時歐洲的社會學家們看到了事實的力量，從而確定了問題的規模，并讓大眾對此有了清晰的認知。他們直接面對并解決了這個問題。美國一些來自歐洲并在歐洲受過教育的思想先驅也從俾斯麥的社會立法中得到靈感，開始嘗試解決其社會問題。在這個嶄新的領域中，社會政策推動了一批社會學者和改革者的誕生。

　　激進的實踐主義者深信，通過實證方法能夠克服意識形態上的懸殊和意見上的差異，提出切實的改革方案。于是在20世紀初第一代以實踐為中心的研究機構初步建成。布魯金斯基金會的先驅們——拉塞爾·塞奇基金會、20世紀基金會和政府研究所，通過對事實客觀的認知，為促進理性民主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這些思想成果為之后胡佛的科技主義、羅斯福的智囊團、杜魯門的冷戰自由主義、艾森豪威爾的現代共和黨、肯尼迪的新的拓荒者和約翰遜時代的大社會建設者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和70年代的經濟蕭條和通貨膨脹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想象的后果，如越南戰爭、種族動亂和經濟停滯，使美國陷入動蕩不安的局面。現實的晴天霹靂讓人們不知所措，而且如今新的想法看起來也并不能如常所愿。它們匆忙地承諾了過多，對于棘手的社會問題的理解還遠遠不夠。

　　此時，科學和理性搖擺不定，傳統的實踐性的主流思想也陷入質疑。他們的曾經穩固的地位受到政治體系中左翼和右翼黨派人士間拉鋸戰的挑戰。

　　之后，被極權主義納粹政府重創的經濟學家有了話語主導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們不斷警告公眾，不要走向“被奴役之路”，并提出構建經濟秩序的基本理念應當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隨著信奉市場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學派和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的出現，主張大政府和專家治國的凱恩斯主義被取代了，一個嶄新的經濟自由主義模式初具雛形。市場自由主義先驅亞當·斯密認為，如今在這個新模式下市場的“看不見的手” ?應該代替國家干預。

　　與此同時，反對派機構在經濟市場和私人基金會資助下建立起來，其過程中出現了一群轉變為右派思想的左派知識分子。正如歐文·克里斯托爾自嘲般所說的那樣，他們是“被現實搶劫”，所以才改變了政治戰線。他們被曾經的同伴謾罵，被稱作新保守主義者。但是正是在克里斯托爾、內森·格雷澤和丹尼爾·貝爾等杰出知識分子的推動下，新興的思想運動才漸漸擴大了影響力。1965年創辦的雜志《公眾利益》成為他們最具影響力的交流平臺。

　　20世紀70年代開始，正統基督教人士也開始參政。他們一直視社會的自由化為洪水猛獸，而且政府開始介入他們不受政治侵擾的遺世獨立的生活，這讓他們不得不有所反應。因此他們參與了1973年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 ?有關墮胎合法性的判決和1978年有關基督學校的減免稅收政策的決議。

　　不同于在性道德問題上的分歧，基督教右翼人士對經濟議題的看法與共和黨人的保守思想完全一致。他們共同的目標是削弱國家對經濟的影響力。不過，推行經濟自由化的共和黨人相信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而對新教教徒來說，個人的違規和不道德貿易是導致經濟衰退的始作俑者：大約三分之二的新教教徒就認為“黑人的處境是他們自作自受”。國家的社會績效和福利在他們眼里無足輕重，與此相反，共和黨人卻一直致力于關注這些方面的需求。

　　“從政府抽回資金”是他們的口號，其含義是，不給國家留有資助軍事和安全策略事務的資金。“減弱國家福利”，“降低稅收”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保守經濟觀信條。根據對保守經濟觀的闡述，經濟主體是能夠承擔責任的自由個體，因此通過經濟或者甚至社會政策進行的國家干預是多余的，起反作用的。

　　通過智囊團推動和“想法是有影響力的”的口號的影響，這些反政府的思想成果在政治中得以實現。這表明了，不只是因為反抗運動代表了積極切實的世界觀，思想的發展和良好的氛圍使保守派機構代表如智囊團，私人基金會和政治基礎運動得以百花齊放。隨后，人們從政治右派的決定性勝利中醒悟過來，從此投入支持左派的陣營中，以建立一種擁有知識性人才的對抗力量為目標。其中包括，新民主運動創建者兼1989年成立的傾向民主黨的智囊團——進步政策研究所（PPI）首席研究員威廉·華沙。他對比爾·克林頓政府獲選和其政府計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傳統的以中心為導向的，即政治傾向不確定的學術型智囊團代表，如享有盛名的布魯金斯學會，與意識形態機構 ?形成鮮明對比。意識形態機構以“思想之戰”為宗旨，具有鮮明且特定的政治企圖。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一個最明顯地被思想主導的機構，它在20世紀90年代企圖以保守主義革命先鋒的身份登上世界舞臺。

　　毫無疑問，有智囊團相助的保守派運動站穩了腳跟并且收效顯著。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化不只源于政治右派。詹姆斯·麥克甘以“從學術者到思想家”為題，描述了從學術派智囊團的成立至如今大范圍擴張的宣傳型智囊團模式形成的發展過程。盡管典型的宣傳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就登上了“思想領域”，卻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大規模地出現。如圖2-1所示，此后美國的智囊團數量總體上升，政治的即思想上的宣傳機構也大幅度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