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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迪恩·卡爾蘭
雅各布·阿佩爾 出版:商務印書館 |
“貧窮”這個概念,大家平時一直在用,但當你真正思考時,才會發現貧窮問題并非那么顯而易見。傳統做法是用收入調查作為比較的基礎。例如我們總認為“一個月收入兩萬元的人比月收入兩千元的人更富裕”。
但更深入了解一個人的情況后,你會發現情況遠非那么簡單。深入調查一個在上海工作月收入兩萬元的人,他也許會告訴你,他有個哥哥的小孩每年讀書贊助費要交十五萬,全都是由他來支付;或者他有個弟弟要娶媳婦,家里準備蓋房,貸了多少款,這筆錢也要他出。因此,他平時的生活狀況非常拮據,也許還不如月收入兩千元的人好,特別是假如那個月收入兩千元的人嫁了個富裕老公的話。
再看存款,僅有25%的美國人的存款能應付6個月的生活開銷,49%美國人的存款不足以支付三個月的費用,28%的美國人沒存下一分錢。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存下足夠的錢用于應付不時之需,澳洲零存款比例恐怕還比美國還高。而以中國人或東亞人的傳統,不管生活再怎么艱苦,都會盡可能地存點錢。因此,從存款來判斷一個人或家庭的富裕程度,似也不靠譜,因為這嚴重受到社會保障制度、金融制度以及文化習俗傳統的影響。
有在孟加拉國做研究的經濟學家提出一個經驗性標準。判斷一個家庭(因為很多收入以家庭為單位)是不是真的貧窮,就看這個家庭住房的屋頂草蓋的和鋁皮蓋的。孟加拉每年都有非常厲害的季風,草制屋頂一旦下雨或暴風以后很容易被破壞,但鋁制的屋頂能扛住季風。所以,可用一個家庭是否把屋頂翻造成鋁制永久性的屋頂來判斷家庭的富裕程度。
可這個經驗拿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就不完全適用了。在非洲一些非常窮困的村子里,人均每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普遍存在饑餓現象。但學者們發現,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都有衛星、天線,都有DVD放映機。他們去問一些村民,那些村民就說,家里買臺電視機比所有人吃飽更重要。這就是窮人的消費方式。
又如在印度北部一些地區,能用到自來水的人的比例在5%以下,人均每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非常窮困。但是即使是再窮的人,他也會拿出所有收入的至少20%去參加宗教活動,要去獻給神。因為對北印度的人來說,參加這些宗教活動的重要意義要超過讓自己吃飽。
所以,不管是到某個村子里去實地調查,看這個村到底是不是富裕,還是從一些調查統計數據來看一個地方是不是富裕,或者推測一個縣比另外一個縣是不是更窮或更富,都夾雜了太多復雜因素,都不可能一目了然,需處處謹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了發展經濟學,專注于研究怎樣讓貧國走向富裕。代表人物包括羅森斯坦·羅丹、羅斯托,還有曾獲得諾貝爾獎的劉易斯。他們的基本主張是“大推進”。就是認為貧困國家之所以這么糟糕,是因為教育、醫療、金融系統、社會文化都存在太多問題。要使這樣的國家整體擺脫貧困,不能單獨花錢解決其醫療問題,這沒有用。因為其他都是短板,任何一塊短板都有可能影響整體發展。所以,要解決貧困問題,就必須在每個子系統里同時下工夫,全面推進。把醫療、教育、金融這些系統都提高后,才有可能跳出貧困陷阱,這種思想被稱為平衡發展。
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成功經驗不多,所以平衡發展理論已為多數經濟學家拋棄。大家更多地承認一種不平衡的發展理論,即我們根本沒有能力或沒有知識來整體推動經濟體各個維度的平衡發展,只可能有限地試錯、局部地推進。我們不能指望既改變印度的醫療體制,又改進其教育體制,又改進其金融體制,我們能改進多少是多少,改進一點是一點,
《不流于美好愿望》的作者是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迪恩·卡爾蘭,他就屬于不平衡發展理論這一派。他的兩位老師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班納吉和迪弗羅,是這一流派的領軍人物。他們運用一種名為“隨機控制實驗”的方法評估各類政策,取得極好的效果。
若要介紹
“隨機控制實驗”,我想用醫療來做個類比。比如我們要用某種藥物來治療感冒,檢驗這種感冒藥是否有效。我找到一家醫院,現在有兩百個感冒患者這里來看病。實驗就是把他們隨機分成兩組,其中一百個人不給他們吃藥,單是喝水或吃安慰劑之類,另一百個人則服用感冒藥。過了一周后,觀察吃藥的一百個人和沒吃藥的另一百個人的痊愈率是否有顯著差別。整個過程中當然會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比如感冒自己就會好,或者說這段時候天氣非常糟糕,霧霾嚴重,會影響藥效。但天氣因素的影響對于這兩百個人的影響是一樣的。吃藥也好,不吃藥也好,天氣對在這兩組人都產生同等影響。所以研究最終關心的只是痊愈率。也有些人不吃藥就好,但吃藥的人比如說好了80%,沒吃藥的人好了20%,60%的差距就應完全歸功于吃藥。
對扶貧政策、經濟政策也一樣。要在尼日利亞驗證某個經濟政策是否管用,也可采用隨機控制實驗。比如找上二十個村,隨機挑十個村子什么都不做,但是記錄它的狀況,另十個村子采用經濟政策來刺激,過了五年十年后再去觀察兩個村的差異。研究目標可以是經濟發展水平,也可以是小孩身體健康水平,或識字率,或人均壽命,又或是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都可以。我只關心兩者之間的差距。在這段時間里,尼日利亞可能發生很多事情,比如發現石油等等。但其影響是隨機的,對控制組和實驗組的影響都一樣,所以還是能比較有效地分辨經濟政策的實際效果。
不妨舉些實例子。每年全世界死于瘧疾的兒童在100萬以上,他們絕大多數都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度。瘧疾會影響成人的生活,對于5歲以下的兒童更有致命危險。大家也都知道瘧疾的原因是瘧原蟲,主要傳播途徑就是蚊子。防止瘧疾的基本思路就是防蚊。
美國很多基金會都已投入大量資金用于研究怎樣消除瘧疾。實踐經驗表明,最有效的辦法是使用蚊帳,最好是用藥水處理過的蚊帳。這種蚊帳只需幾十美元一頂。傳播瘧疾的蚊子主要在晚上活動,所以晚上只要是睡在這種蚊帳里面,就可免于被蚊子咬,也就免于瘧疾。當一個村子里面超過一半的人晚上都睡在這種蚊帳里,瘧疾傳播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小。這是看起來確實是非常簡便的手段,但是怎么樣讓這么窮的非洲人使用這種蚊帳,卻不那么容易。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為此提出,世界銀行應免費給非洲村民發放這種蚊帳。但紐約大學教授伊斯特利堅決反對。伊斯特利說,過去的經驗說表明,如果免費給非洲的一個村子的村民發那種蚊帳,他們最有可能的做法是第二天就把這頂蚊帳在黑市上賣了。即使規定黑市上不準賣蚊帳,窮人也會用蚊帳去做漁網。哪怕你告訴他,用這種蚊帳可免于瘧疾,對身體大有好處,而你一旦得了瘧疾以后就不能正常工作,未來的收益會有很大影響,你現在用這個蚊帳做漁網打漁才能賺多少錢。但為生活所迫的非洲人可能還是會用這頂蚊帳去撈魚。
兩種說法似乎都很有道理,最好的辦法就是交給隨機控制實驗來檢驗。目前在非洲很多地區的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拿到免費蚊帳后,確實在使用,而沒有拿去作漁網,從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瘧疾發病率。但我們在新地區繼續推廣該經驗時,還是必須進一步做實驗。
再舉個印度比哈爾邦基礎教育的例子。比哈爾邦在印度東邊,就是1400多年前唐僧到西天取經的那片地區,F在是黑社會橫行、治安非;靵y、非常糟糕的一個地方。人口眾多,極為貧困,學生輟學比例非常高,尤其女生。印度普遍存在童婚現象,女孩子在14歲前就結婚,往往從此輟學。學者們嘗試了很多種常見的激勵提高入學率的手段,如減免學費、提供免費午餐、提供校服、提供標準英語課本、提供補充營養的維生素片等等,分別進行隨機控制實驗。最終,這些常規手段都沒見什么起色,反倒是一種多數人都沒想到的方法發生了奇效:給學齡女生免費配備一輛自行車。比哈爾邦基礎設施落后,交通不便,不管家長還是學生都對女生每天步行幾個小時往返學校存有顧慮。提供免費自行車,剛好解除了他們的疑慮。
這些例子充分說明了窮人行為的復雜性。在實施各種扶貧政策之前,為了“不流于美好愿望”,一定要用各種方法仔細檢驗其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