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羅奇這個名字，想必對于經常關注財經新聞的朋友而言，不會感到太過陌生。羅奇曾經長期擔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亞洲區主席，經常就世界經濟、中國經濟、中美貿易關系等議題發表觀點。這位華爾街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長期看好中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并悲觀判斷經濟全球化前景。盡管羅奇的觀點在華爾街、美國甚至中國都顯得曲高和寡，但他的判斷卻一次次應驗，比如在“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之時，他就堅稱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甚至要比美國更為良好，短期內也看不到會讓中國經濟剎車的關鍵障礙。
羅奇離開投行后，到耶魯大學任職，任該校全球事務與管理學院高級研究員。他的新作《失衡：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再平衡》直面當下全球經濟最重要、最敏感的議題，中美兩大經濟體如何擺脫此前形成并固化的失衡依賴模式，建立兩國經濟再平衡，并以此為基礎重塑經濟全球化框架。
那么，為什么中美必須實現再平衡？這個設問也可以表述為，兩國無法實現再平衡的后果，是什么？羅奇在書中第十章就此作了一番推演：在2014年冬天或者稍晚的時候，中美貿易摩擦等各項壓力議程引爆矛盾，美國將可能首先以中國操縱匯率政策為由，對華發起貿易戰；這必然會引發中國效仿進行反報復。接下來在美國將帶來貨物出口迅速下降、中國進口商品在美零售價格迅速升高，由此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將受重挫。美國進一步加大反華貿易制裁力度，中國將以拒絕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以及出售現有債券作為反制，美元的崩潰缺口就此打開……而在中國，美國消費疲軟會傳染至世界其他經濟體，中國出口會因此迎來雪崩式滑坡，失業飆升和社會緊張在所難免。中國經濟的放緩，對于已經嚴重依賴中國內地市場的日韓兩國及中國臺灣來說，將迎來徹底的滅頂之災。那些位于中國資源供應鏈上的國家，比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巴西、加拿大等國，也將步日韓后塵而長期蕭條。
簡言之，中美無法回避再平衡問題，現有的失衡局面若是延續下去，不論對于兩國，還是世界其他各主要經濟體，后果都是無法承受的。
在談論如何實現再平衡之前，必須清楚中美失衡依賴模式怎樣形成，以及該模式會發生自我固化。《失衡：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再平衡》一書就此進行了翔實的回顧，試圖剖解其中謎題。大蕭條之后，美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介入程度越來越深，大量的公共開支不僅形成了公共債務，還開創了這方面的開支路徑，在議會民主的框架下很難壓縮，更不要說取消。而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促成了美國經濟的輕型化、金融化轉型，制造業等傳統產業的大量崗位被外包到海外，這為美國帶來了持續的經濟繁榮。但美國的經濟繁榮、繁榮神話，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事實上扮演了世界工廠，承攬了美國等海外市場大部分的商品需求，貿易盈余又回流到美國。兩國的失衡依賴模式由此結成。羅奇指出，兩國各自都需要對方來促進自己的經濟增長，“美國貪婪的消費者需求下是充滿泡沫的資產和信貸危機。同樣，外向型的中國生產模式是以美國消費需求中的虛假利潤為‘養料’的”。這一模式頗為穩定的持續到了2008年。
書中用了三個章節來對比討論中國和美國在過去20多年里，走向不同程度失衡的動力和領導力。羅奇分別對比了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溫家寶與伯南克、中國的國家發改委與美國政府的經濟主管部門，梳理分析了三組領導人物或機構的政策理念、行事方法和政策風格，并指出了這些對中美兩國經濟產生的影響。
中國為什么會在匯率、貿易等多項經濟政策上，成為美國熱衷指控的“替罪羊”？羅奇分析認為，這首先要歸結為貿易逆差，但問題又不僅僅限于此，美國對其他順差國的批評和反擊相對溫和，偏偏為難中國，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企業的新興力量和美國白領的日益衰落”。出現“美國白領的日益衰落”，很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全球化，相比中國，印度成為這方面的更大受益者，但中國卻不可避免成為最顯著的被批評者。羅奇認為，隨著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帶來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美在貿易逆差、匯率政策之外的服務業等問題上的矛盾還可能進一步加劇。
關于中美貿易逆差，羅奇認為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他以翔實的數據和企業案例為據指出，中美雙邊貿易數據中的中國附加值被嚴重夸大了，事實上，外資企業在華開展的生產、組裝和銷售業務，中國從中分得的份額相當低微，美國隱性收益更大。并且，美國供應商事實上離不開中國技術穩定、勞動力素質較高、加工制造水平可靠的制造業。對于美國政界和企業界經常提及的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批評，羅奇同樣認為存在嚴重夸大，且被過度政治化渲染。
再平衡不可避免，但再平衡是可能實現的嗎？羅奇預計，中國的治理結構、權力模式背景下，更可能率先啟動主動調整，他對中共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結構化改革及反腐敗進程予以較高評價，認為反腐敗可以掃除阻礙深層次改革和轉型的障礙。他也同時提醒指出，在醫療保障、發展服務業和城市化等問題上，中國的改革既要保證迅速又不能引起混亂，難度不小。而對于美國，羅奇認為，美國企業界將最終通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而帶來的更高層次的“中國需求”獲益，還可能分享中國的服務業紅利。當然，實現這一點，有賴于美國企業界對政界人士形成切實的約束，避免引發羅奇在書中所推演的雙輸局面出現，并且，中國也有必要加快服務業和部分壟斷產業的對外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