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該《決定》集中全黨全國智慧，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定》圍繞著這一總目標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各項目標任務、重大原則以及時間表、路線圖，可以視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新的里程碑，也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標志。

　　為什么黨中央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如何全面深刻理解這一總目標？怎樣正確認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它們與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是什么關系？怎樣客觀評價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有步驟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怎樣科學評估國家治理績效？怎樣進行國際比較，進而增強制度自覺、制度自信？

　　對此，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作了明確的回答（參見新華網北京2014年2月17日電）。盡管當日新華社播發的《講話》信息相當有限，只有不到2 000字，但是如同“內容提要”，傳遞了《講話》的核心觀點和重要結論。在我看來，《講話》提出了一個十分有創意的政治命題，也是一個前沿性的學術命題，如同一部書的“寫作提綱”，關鍵在于認真學習、深刻理解《講話》的精神，將其拓展為一部系統的、科學理性的論著。

　　2014年2月19日，我應中共北京市委之邀，為北京市區縣級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輪訓班（第3期）作講座，根據《講話》的核心觀點以及我的學術研究，作了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講座，300多人參加。而后圍繞著這一主題和專題，又在清華大學和不同的地區與部門作講座，我采取了慣用的辦法，就是邊寫邊講，邊講邊改，邊改邊講。這就為撰寫本書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數月來，我帶領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團隊撰寫《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書，高效的寫作，深入的討論，仔細的推敲，反復的修改，貫穿寫作—講座—修改—成書的不同階段。

　　中國國家制度建設是保證中國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礎性建設，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研究至少經歷了20年以上的時間，唯此才有可能寫出本書來。我也希望對自己的長期研究做一總結。借著本書“后記”，簡單地梳理一下我對這一問題的思想脈絡。

　　1989年，我在《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一書中，曾對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性作過估計（1980—2020年）。其中基于六個假設條件：繼續實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方針；不犯類似“大躍進”那樣導致大的經濟波動的重大戰略決策失誤；不再重演“文革”的政治動蕩和社會動亂；能夠嚴格有效地控制人口總量；不發生特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災害；不爆發大規模的外國入侵戰爭，不卷入他國的軍事對抗。如果上述假設成立，那么，我們有可能從當時起，進入持續的現代經濟高增長階段（1980—2020年）：從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過渡；工業化進程開始加速，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經濟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社會進行全方位深刻變革，體制、觀念發生巨大變化；對外開放的新格局進一步形成和發展，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綜觀21 世紀的中國經濟社會，將處在一個歷史性轉折的新時期，這也是整個中華民族振興崛起的關鍵階段。

　　1991年3月出版的我的《中國：走向21世紀》（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一書中，將中國長期發展戰略目標視為一個多目標體系：一、政治和社會穩定；二、經濟穩定增長；三、社會公平；四、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五、保護和建設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其中，我認為政治和社會穩定是實現其他目標的基礎。為此，我們必須謹慎地選擇社會變革方式，漸進改革，以穩健的改革促進長治久安，在長期穩定中求得持續發展，逐步地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不過，當時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還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1993年5月，王紹光和我完成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一書，在“結束語”開門見山地指出，《易經》告誡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今天，無論怎樣強調這一告誡總不會過分。我們撰寫此書的出發點不同于通常的做法，即不是從最好處著眼，爭取最好的結果，而是從最壞處著眼，至少避免最壞的結果。什么是最壞的結果呢？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從經濟上的“分崩離析”，到財力上的極度分散，進而發展到政治上的相互對立，最終走向社會動蕩和國家分裂。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又從一個嶄新的理論角度——國家能力學說著眼，探討在中國如何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國家能力是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最主要的條件之一。提高國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推進改革開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能力，這是后進國和落后國以期實現經濟起飛，縮小與先行國和先進國的差距，發揮后發優勢和趕超效應的最重要的途徑之一。今后中國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制度創新，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重新構造既適應現代社會又符合中國國情條件的政治制度和財政制度。創建這一制度，就是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也是提供提高國家能力的基礎。

　　2000年，我和王紹光、周建明等成立了“國家制度研究”課題小組，成員來自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系、公共政策等多個學科領域（該課題小組主要成員為：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曹錦清、王希、王輝、丁元竹、崔之元、項中新、史天健、高柏、鄭永年、朱云漢等），歷時兩年，于2003年正式出版了《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一書，該書反映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制度建設的長遠思考和深度分析。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至少包括兩個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經濟現代化，如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二是制度現代化，即實現國家基本制度現代化，并實行“良治”，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全體人民福利最大化。國家基本制度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它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和互補性。國家基本制度建設的目的，旨在為保證“良治”和“長治久安”創造制度條件、制度環境和制度功能。這包括五個方面的國家根本利益和目標：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經濟發展與經濟穩定；社會公正與人類安全；政治清明與社會穩定；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我們還將國家基本制度概括為八大機制：強制機制、汲取機制、共識機制、監管機制、協調機制、表達機制、整合機制、再分配機制，并為中國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2007年，我們翻譯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中國治理》一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我在中文版的“序：推動政府變革實現良治”中進一步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中國治理的轉變背景是什么？我們如何從全球視角來觀察？中國在政府治理、國家制度現代化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理解中國國家制度變遷的過程？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么？中國在治理方面還面臨著哪些挑戰？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順利實現國家良治？對此，我也是自問自答，我最核心的觀點是，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全國性）公共產品，國家或政府是它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它的主要實施者和保障者。我們進行制度建設，就是要降低黨的治理成本，降低國家治理的成本，以及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過去2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的主線不僅是經濟起飛、經濟建設，同時也是制度建設、制度創新的過程。我還認為，制度建設不僅要求我們有政治意愿和政治目標，關鍵是要求我們有學習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實施能力。我們稱之為“能力建設”。作為執政黨，既要能夠根據社會的需求，及時出臺改革的措施，制定應對的政策，同時也要有強大的執行能力，政策、措施、辦法一經出臺，就要能夠得到切實的實施。“言必行，行必果”，這種國家能力建設恰恰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欠缺的，也正是這些國家面臨發展困境的癥結所在，它們的許多藍圖、設想大多只是一個“烏托邦”。因此，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又是一個實踐型政黨，是通過實踐來學習，通過學習來進一步指導和促進實踐。

　　2009年，我們又再版了《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增訂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加入了我和王紹光四篇重要文稿，以反映我們關于國家制度建設這一主題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在增訂版“前言”中，再次將國家現代化概括為兩方面的現代化：一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四個現代化，二是指國家制度現代化。作為前者，就是增加一個國家的硬實力；作為后者，就是增加一個國家的軟實力。這是兩個互補的國家建設，不僅不相互排斥，而且還相互作用，互為條件、互為動力、互為因果。我還認為，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中國的國家制度建設和政治改革遠比我們想象的廣泛得多、深刻得多，但也復雜得多、艱巨得多，這還是一場遠未完成的革命，但是我們已經逐步找到了漸進主義式的、“干中學、學中干”的方式，還需要不斷地實踐、不斷地總結、不斷地創新，進而不斷地推動中國向前發展。

　　2010年3月，我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舉辦的省部級干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調整經濟結構”專題研究班講課中，與他們交流，其中一位來自地方的副省長特別提到，胡教授，我看過你們出版的《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的兩個版本，寫得非常好，也很深刻。不知你們是否還在研究？是否還有更新的研究成果？我坦言道：還沒有什么新的突破性的創意和想法，不過我們的確還需要更關注、更持續地研究這一問題。

　　由此可知，國情研究特別是國家制度建設的研究，都不是一次性認識和完成的，需要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不斷地從不自覺的認識到自覺的認識。可以認為，中國社會需求是中國學術研究，特別是國情研究創新的最大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更何況，中國是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任何一項需求，都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的需求！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是一個典型的“存在決定意識”；從國情研究的角度看，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關鍵是有沒有社會的敏感性、學術的敏感性，進而將社會命題轉化為學術命題，持之以恒地不斷研究，也包括不斷突破自我。

　　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時，我的學術研究的興趣與創意被極大地引發。實際上，也引發了國際學術界的極大興趣。2014年3月25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作《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講座之前，我們彼此交流時，他特別提到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問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什么含義？與中國的改革是什么關系？據我所知，斯蒂格利茨在20世紀90年代末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時，就提出了全球公共產品、全球治理等新命題，但是習近平同志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對中國而言是首次，對世界而言也是首次。因此，對中國學術界而言，中國領導人創意性的政治命題，則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社會需求，需要我們不僅從歷史視角、國際視角，還要從學術視角、理論視角回答這一命題。

　　本書對這一學術命題研究做了大膽嘗試，因為這是一個“新命題”，又是一個“大命題”，我也能體會到“凡事開頭難”。也正因為此，才激發了我們國情研究的學術興趣與學術創意，對這一“大命題”形成較系統的學術知識與學術成果，才有了這本書。書可載道。

　　本書以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主題，也是采取了自問自答的方式，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個問題。我們力爭從歷史視角來梳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領導人如何進行現代國家制度建設，又是如何影響中國國家現代化總進程和總道路；也從國際視角來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變遷，從而展現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與優越性，也從深層次角度展現中國制度的獨特性與優越性，諸如中國如同東方巨人，“兩只手”總是優于“一只手”，“兩條腿走路”總是優于“一條腿走路”，“兩個積極性”總是優于“一個積極性”。最后從實證分析的角度比較了中美國家治理績效（2000—2012年），我們的結論是中國國家治理績效優于美國，我們的總結論是“中國之路”優于“西方之路”，驗證了“毛澤東預言”（1962年1月，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鄧小平預言”（1987年，鄧小平同外賓談話時指出：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過改革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用我們的實踐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

　　全書各章已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之間，以《國情報告》的形式在內部發表，供中央領導人和省部級主要負責人參閱，受到多次重要批示。這樣，我們的學術研究就與黨中央形成學術與理論之間的知識分享、知識互動，通過我們的學術研究更好地、深入地理解黨中央的最新理論成果，同樣，通過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更好地拓展黨中央的治國之道。這與我們作為大學智庫的角色是相一致的，即成為學術界與決策界之間的信息通道、知識橋梁、理論橋梁。同時，我們也深切地感受到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更加民主、更加智慧，能夠充分地吸收全黨全國乃至學術界的智慧，因而集智慧大成，這充分反映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黨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之中。本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這也激勵我們要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不斷踐行“知識為民、知識報國”的理念。

　　本書又是一本集體研究、集體寫作、集體修改的集體成果。但是學術研究過程比學術成果更重要。我與國情研究院這一團隊的老師和學生之間，形成了特有的“朋友關系”，它的含義是：讀書之友；寫文之友；寫書之友。（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