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作家、曾著有多部國企發展研究作品的韋三水，最近推出了新作《大國企：共和國“長子們”的風雨六十年》。這本書系統的總結了近年來國企改革的相關輿論爭議，回顧了半個多世紀內國企的發展改革史，揭示了國企改革阻礙重重的歷史原因，相對公允客觀的評價了國企的歷史貢獻。書作者盡可能的做到了對國企問題、國企改革不帶先入為主的偏見。

　　書的上篇聚焦國企特別是央企濫用市場壟斷地位，所引發的巨大輿論爭議。央企擁有優越的市場、政策和資源條件，在國內市場上相比民企有著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而在“走出去”探索海外市場過程中，也往往能夠更好的獲得政府支持。因此帶來了主要三方面爭議，一是國企獨占各類優勢條件，對民企起到了排斥性作用，也相當程度抑制了創新和創業;二是以央企為代表的真實績效并不高;三是在國企特別是央企占據主導地位的行業領域，改革難以推進。

　　韋三水在書中回顧了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前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以翔實案例和數據分析指出，當時的十多年里，央企的優勢地位還不明顯，外企大行其道并大量鯨吞民企品牌企業，民企的發展環境并沒有后來的人們所說的那樣好。央企從當時的最低點積聚力量重新崛起，確實有助于掌控若干個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

　　央企的績效，究竟是否如一些專家所稱，悉數來源于政策保護和壟斷地位?近年來在裝備制造、生物制藥、新能源、通訊等多個產業領域，我國已經涌現出相當一批企業，既有央企也有民企，從各自領域過去不被正視的不入流者，變成了歐美企業必須要借助各種訴訟和國外政府管制方式打壓的具有威脅的競爭對手。國企和民企，在各自相對同一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中，都顯現出績效的巨大差異，因而不能輕率斷論成功的國企就是保護出來的“溫室花朵”。《大國企：共和國“長子們”的風雨六十年》一書中篇也以中糧、華潤、五礦等幾家央企為例，介紹了改革開放后大批國企艱難改革，不斷提升市場化、規范公司化經營管理水平的歷史。這亦能佐證國企績效來源于改革，盡管改革只是有限改革。

　　國企，特別是央企的真正問題可能在于，一方面，改革方向不明，政策導向游移不定，且一直沒有被剝離政策工具的性質。也就是說，國企究竟應該定義為什么，賦予什么樣的功能，達成什么樣的目的，盡管各個改革文本都試圖予以明晰，卻反復變來變去。比如，在石油甚至食品等多個產業領域，全流程整合模式可謂大勢所趨，如果國企改革以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目標，就當然需要支持這樣的集中(如何監管是另一回事);如果確定相關領域的央企只需要發揮產業公地的作用，要促進創新和競爭，就必須抑制上述模式的形成，但問題在于，監管方只能約束央企形成全流程整合模式，卻沒有合理理由阻礙民企和外企按此模式予以集中。這些產業領域的央企往往還被賦予穩定相關產品市場價格、配合各級主管部門政績項目的額外任務。這些讓央企等國企經常顯得不務正業，經營發展的路子也讓人看不懂，甚至頻繁陷入“折騰”，對績效影響極大。

　　另一方面，主管部門迄今未能找到提高對國企的有效監管辦法。依照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讓·梯若爾教授所著的《政府采購與規制中的激勵理論》(格致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一書的觀點，無論是一般意義上的行業監管，還是像我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對國企的監管，都不可避免面臨三種約束：一是信息約束，包括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二是交易約束;三是程序約束。而“誰來監督規制者”也是一個大問題，監管者很可能會被監管對象所收買，在國企負責人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官員頻繁流動互換過程中，利益交換輸送會顯得更為頻繁和隱匿。

　　《大國企：共和國“長子們”的風雨六十年》一書下篇探討了國企改革發展的現有政策導向，核心的關鍵詞在于“權衡”，即盡可能追求國企與民企等市場主體的機會平等，鼓勵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打破國企內部及外部關聯體對改革起到的障礙，通過不斷的透明化改革來促進效率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