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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巴里·埃森格林
出版：機械工業出版社 |
提起“貨幣戰爭”，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會想到那部曾熱賣的暢銷書。書中濃彩重抹的“陰謀論”，以及對美聯儲、華爾街的爆料，滿足了不少讀者的好奇心，也引發了不少受過專業訓練的經濟工作者的調侃和批判。事實上，就本質屬性而言，那些敘述有著太多的小說筆法，但誰也沒法否認，“貨幣戰爭”是真實存在的。自人類發生大規模的跨洋貿易，有了“全球經濟”的概念以來，對國際貨幣的爭奪就沒有停止過。從白銀、黃金到英鎊、美元，國際貨幣的更替演進史，儼然就是一部“貨幣戰爭”史。這種“戰爭”，源于各國在政治上獨立的同時，在經濟上卻不得不相互依存、相互競爭，而正是其中的利益博弈，影響甚而決定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演變。
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GeorgeC.PardeeandHelenN.Pardee講座教授，美國藝術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的巴里·埃森格林，是國際經濟政策歷史(宏觀經濟史的分支)的學術奠基人，他的這本《資本全球化——
一部國際貨幣體系史》，細致描繪了從金幣本位制開始至今的國際貨幣體系演變歷史，分析了各種形態國際貨幣體系的產生與發展，以及本位貨幣、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匯率安排、國際金融一體化、美元危機等問題。在第2版中，又加入了對亞洲金融危機，歐元區的形成等近十幾年來貨幣市場新變化的評述。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說過：“經濟學家唯一的樣本是歷史。”雖然埃森格林是卓有成就的經濟學、金融學家，但《資本全球化》并非經濟學、金融學著作，而是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發展的史學作品。埃森格林在占有大量文獻的基礎上，簡潔扼要而不失生動地揭示出國際貨幣的演變既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大國經濟利益博弈的最終結果，更是貨幣形態、匯率安排以及國際收支調節手段改進的演進過程。
20世紀初得以建成的真正意義上的以黃金為基準的國際貨幣體系，結束了貨幣領域的無序狀態。而在此前，瑞典在1625年就建立了銅本位制，英國在1819年實行了金本位制，19世紀的許多國家實施的則是黃金和白銀的復本位制。隨著在19世紀后期基本完成工業革命，英國不但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和生產力，而且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鑒于英國經濟上的成功，在德國于1871年效法實施金本位制后，丹麥、荷蘭、瑞典和拉丁貨幣同盟國家為了克服國內貨幣秩序的混亂，紛紛加入金本位制。雖然美國白銀礦業利益集團曾試圖恢復銀本位制，但也終因“應和者寡”而以失敗告終。
兩次大戰的間歇期，也是國際貨幣體系高度不穩定的時期。那時候，國際間的金融關系極度混亂和動蕩，各國政府幾乎均以出口為政策目標，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幾大貨幣集團展開了激烈的貿易戰、貨幣戰，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國際經濟合作的努力也基本都以失敗告終。埃森格林將戰爭間歇期的國際貨幣體系歸結為三大變化：競爭性經濟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白熱化，國際資本流動成為一把雙刃劍，國際貨幣體系重心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而在取代英國成為商業和金融領域的引領者之后，美國與各國的金融與商業關系尚未磨合，影響了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
1944年7月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創了國際貨幣體系發展史的新時期。而這一體系的建立過程，伴隨的是英美兩國的激烈博弈，代表新霸權美國利益的“懷特計劃”最終戰勝了代表老霸權英國利益的“凱恩斯計劃”，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埃森格林再現了英美之間的角逐，重現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各國間在貿易和貨幣體系上的波折。他的分析讓世人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給我們的主要教訓是：在資本高度流動的世界里，釘住匯率體系很難運行；國際合作及國際援助是不可或缺的。
埃森格林也論述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國際貨幣狀況，尤其重點剖析了重建可調整釘住匯率制嘗試的失敗根源。正是由于勢不可擋的國際資本流動的增加和各國利益的放大，使得貨幣釘住變得越來越脆弱，周期性調整愈加困難，弱幣國家要釘住匯率壓力過大；而由于干預規模大得前所未有，強幣國家也怯于施加援手。貨幣浮動由此成為國際共識。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蛇形浮動體系、歐洲貨幣體系的廣場協議-盧浮宮會議的干預留給世人的教訓，就是在無限的資本流動世界里，沒有什么措施能夠如愿以償。
瞻望國際貨幣新世界，是埃森格林這本論著的又一個亮點。他分析了人民幣在亞洲和全球的地位、新興經濟體（巴西、土耳其、阿根廷等）貨幣的不穩定性、歐元的不斷擴張，由此指出全球失衡背景下，國際貨幣的競爭將進一步加劇。美元將何去何從？埃森格林沒有給出答案。而今，歐元已經成為儲備新寵，人民幣正在強勢崛起，更為激烈的“貨幣戰爭”其實早已打響，美元的明天或許只能留待時間去檢驗了。
書中的一些觀點，埃森格林從專業角度作了發揮。比如，他認為一種貨幣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原因在于發行該貨幣的國家富國、強大、安全，而且發展前景良好，但一國貨幣是否在國際上通用，與該國的經濟表現和前景之間只存在有限的關聯；又比如，他還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通常會與金融危機的發生相伴相生，并具有“網絡外部性”和路徑依賴，舊的國際貨幣體系通常會終結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機。這些觀點，為我們探討國際貨幣與貨幣發行國政治經濟地位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當然，他的某些觀點，如認為英國當初實行金本位制只是出于“機緣巧合”，或許并不能得到廣泛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