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必然意味著簡化，這會促使敘述者盡可能的概括要點、特性和規律。唯此才能更有效的傳遞記憶和歷史。但簡化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抽象和呆板，很難保留鮮活生動的細節。我們所說的歷史記憶，其實很多時候是在重復一代代歷史學家通過其二次、多次簡化加工形成的敘述和結論。這正是一些親歷歷史作品問世后，會對讀者認知形成強烈沖擊的原因所在。

    著名作家梁曉聲的新作《真歷史在民間》，主要篇幅是對他所經歷的上世紀50-90年代的民間生活史的回顧。書的第一章聚焦于這個時間跨度內，不同年代的中國女性的遭遇，這也是全書最具可讀性、最具討論價值的章節。梁曉聲成長于東北的哈爾濱，在他的筆下，我們可以了解到上世紀50年代至文革之前，東北城市居民特別是以工人及其家屬為主體的平民的生活變遷。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多部專門法律對婦女的婚姻、工作自由和平等身份等給予了保障，這可謂中國社會史上的革命性變化。盡管如此，被解放的婦女依舊主要承擔家庭主婦的職責，“賢妻、良母、孝媳辨識她們至高無上的名譽追求”，實際地位仍低于男性。梁曉聲用富有趣味的筆觸描繪了那個時代不同身份角色的女性的面貌。

    到了上世紀60年代，首先迎來的是饑荒之年，女性居民成為最大的受害者，特別是當時的一代女學生，由于極度的饑餓和營養缺乏而中止了發育，身體情況非常糟糕。接下來就是文革、上山下鄉。按照這些人的年齡推算，很多人還將在上世紀90年代迎來下崗、居住的單位或自建老舊房屋的整體拆遷（遷徙到城郊），面臨沒有醫療等各項保障的困境。自然，而今還仍然在世的那一代人，其中的老年婦女也是活躍于各地的“廣場舞”主力，引發大量的爭議和批評。但人們確有必要從“廣場舞”老太太們這一生的經歷，對她們的行為給予更多的諒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女性是從上世紀50-70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得到了實質性的解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梁曉聲在書中分析了當時熱衷參加各項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的女性的復雜動機。梁曉聲指出，“她們當年的惡，所包含的個人功利內容和復雜性的心理內容，遠比政治的內容多，絕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釋清楚的”，包括失落感、報復性、表演性、反彈長期以來受到的壓制，等等。

    文革結束后的十多年里，曾出現了知識熱甚至是文學熱、哲學熱、美術熱。這一時期也被很多人定義為知識和文藝的黃金歲月，贊賞當時的知識青年、文藝青年的追求和探索。梁曉聲在書中就上述成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女性當時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沖動，其實跟后來對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游的追求一樣，都具有功利性，目的在于拿到文憑，謀到理想職業。這是一種解構性的評價，梁曉聲推出此論并不在于對女性的功利選擇開展批評，相反，他很贊賞“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這樣一種符合人性的選擇，肯定了中國女性以敏銳的政治和社會嗅覺選擇解放自我、發展自我的意識。當然，他也對上世紀90年代之后很多女性重新選擇依附男人來獲得穩定生活的做法，表示出強烈的遺憾。

    《真歷史在民間》還分別討論了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社會轉型、時代變遷背景下呈現的各種世態，有70年代先“貼”領導再“貼”港商的“貼樹皮”現象，也有改革開放造就的深圳奇跡以及這座新興城市在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異質特征，到了90年代的市場經濟大潮，大量的機會和誘惑深刻的改變了大量中國人的命運、面貌和性格，留下了而今看來令人唏噓不已的人物歡喜悲歌。梁曉聲在講述這三個十年時，有意規避了新聞體術語，從百姓視角出發，大量使用民間話語，并加入自己的思考，使得他的講述并因此生發的思考都帶有很強可讀性，也為今天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了解過去提供了生動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