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讀者，幾年來，我一直以中立的立場，通過電視節目和圖書，評論行政當局的經濟政策。而這些評論，一直是以批判的視角進行的，其目的就是要不斷地提醒當局，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就不可能取得正常發展。我在《郎咸平說：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中，分析了中國經濟在各個方面遇到的危機，我相信其中的觀點引起了政府和企業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其中很多觀點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得到了印證。我在上一本新書《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中，講述了中央試圖通過不斷壓縮政府權力，給市場釋放更大的空間。我個人認為，三中全會的決定，是目前我看到的中共歷史上最靠譜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試圖給市場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營商環境，這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呼吁的。我在《郎咸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兩本書中，講述了作為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該如何面對國際營商環境，通過中國與國際經濟交往的案例，告訴大家國際營商環境是多么的惡劣，面對國際市場，我們的水平還差得很遠很遠。那么具體到企業微觀層面，我在《產業鏈陰謀》三本書中，以大量案例的形式，利用公司財務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中國極其欠缺的“六加一”產業鏈理論。到今天為止，我仍然認為，這是指導中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最簡明最有效的戰略。在過去的七八年當中，我出版了近20本案例書，通過對50多個行業的案例進行分析，得出了對各個行業發展戰略的思考性結論，我收到了很多企業的反饋，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些案例書指導很多企業進行了成功的轉型。

　　在新的政策性營商環境下，在中國經濟面臨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當政府逐步給市場讓出空間后，作為企業該如何抓住這次機會，變危機為機遇？

　　這就是寫作本書的目的，我希望透過本書，我們中國的企業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能夠看到或者找到自己的希望。

　　2013年，不論是對中國還是世界而言，仍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盡管在本書出版的時候，2014年已經過半，但我仍然堅信自己對2013年的檢視和判斷沒有錯誤，事實上近半年的變化已經印證了我的判斷，那就是世界大勢和中國經濟在上演著“亂”、“穩”和“變”的變奏曲。作為管理者和經營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不能把握和判斷世界大勢的變化規律，我很難相信他們會做出正確的決策。這就是本書第一章“2013年的變奏曲：亂、穩和變”闡述的內容。作為政府管理層和企業決策者，必須知道我們面臨的危機有多么嚴重。我近年來一直在強調，制造業是立國之本，沒有制造業的發達，就沒有服務業的發展。可惜我們的制造業不僅僅面臨產能過剩的危機，還面臨著產業鏈低端和走不出去的窘狀。我在本書的第二章“蕭條已是大勢所趨”，通過大量數據告訴各位，我們的制造業和其他行業已經全面衰退，說得更準確點，就是蕭條已經悄然來臨，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濟實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我不能說假話。

　　2013年，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在《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一書中，從經濟民生的角度解讀了三中全會決定的三個靈魂，那就是：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那么，想要真正厘清這些關系容易嗎？就我們今天經濟蕭條的局面來說，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只是表層原因，深層原因則是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錯位造成的，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所說的“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沒用好的結果。我在本書的第三章“走出蕭條的希望：砸碎束縛中國企業的十條枷鎖”，試圖從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給出路徑和答案。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三中全會經濟方面的決策就會成為一紙空文，這次改革就會演變為資本權貴們的盛宴，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中小企業就會淪為奴隸。砸碎這十大枷鎖，就是破解中國經濟蕭條的最大希望。我一直強調，沒有蕭條的行業，只有蕭條的企業，企業的發展還是要靠真功夫。我希望透過本書第四章“企業該何去何從”，以李嘉誠和中國家族企業傳承問題等為案例，來驗證我的這一觀點。

　　從本書第五章到第十五章，我分別以光伏、大型機械、電子、汽車、電信、電子商務、照明、液晶、食品工業、服裝和金融等十一大行業為例，來闡明我的觀點：政府主導的所謂產業升級和轉型以及結構調整都是錯誤的思維，政府能做的就是提供好的營商環境。而產業的升級轉型和結構調整，市場本身自然會自我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