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美國時任總統福特的兩大干將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這兩人就是20多年后小布什政府內的國防部長和副總統），在一家酒店與當時僅33歲的芝加哥大學教授阿瑟·拉弗（Arthur B.Laffer）共進晚餐。為了向不太懂經濟學的官員講清稅收與通脹的關系，拉弗抓起一張餐巾紙，劃出了一道拋物線，用以說明稅率與稅收收入之間的消長關系。拉弗認為，稅率高于某個臨界點后，總稅收將不增反降，因為高稅率挫傷了企業和資本的積極性，反之，減稅不僅可以讓納稅人受益，也將通過更為繁盛的經濟實現更可觀的稅收收入。

    這就是“拉弗曲線”，一個簡化到幾乎不能再簡化的財稅和再分配政策思路。幾年后，里根上臺，據說拉弗又將“拉弗曲線”給新總統當面講了一遍，并因此成為了里根的經濟政策顧問。這就是美國減稅政策的源頭。里根兩屆任內，美國經濟結束持續了十多年的滯漲，重新走向繁榮，以拉弗本人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家宣稱是“拉弗曲線”發揮作用的結果——這種說法不盡客觀。走出滯漲，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居功至偉；重現活力，是因為二戰后的美國在國防、科技領域的政府巨額投入，促成了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

    “拉弗曲線”的優點在于簡化、簡單，讓政府官員意識到稅率是把雙刃劍，必須審慎處理財稅和再分配政策；缺點也在于太簡單。已經有很多經濟學家分析過拉弗觀點在理論及政策運行中的缺陷。政治家也意識到，“拉弗曲線”宣稱的減稅與預算平衡，在現實中是無法兼而實現的。近年來，美國公共債務不斷攀升，但政府卻不敢輕易調整自里根政府起就確定的減稅政策，反而陷入了一邊減稅，以便增加公共開支（及債務）的怪圈，所以才上演了數次“政府關門”的鬧劇。

    拉弗并不滿意同行、公眾對他本人及“拉弗曲線”的評價。他對奧巴馬政府事實上拋棄以“拉弗曲線”、供給理論為核心的“里根經濟學”深感不滿。東方出版社最近引進出版了拉弗與《華爾街日報》社論版作家斯蒂芬·摩爾合著的《重返繁榮：美國如何收復經濟霸權》一書。這本書旨在為“拉弗曲線”正名及回應這些年來的許多批評，并就美國經濟及財稅、貨幣政策困局開出藥方。

    全書的基本觀點仍在于，“拉弗曲線”是有效的。拉弗這一回找到了更詳細的論辯理由，即美國等經濟體現行稅則過于復雜，征稅的行政成本和納稅人繳稅成本過高；過于復雜的稅則和過高稅率，造成美國企業和富人的不斷外遷；稅則結構并不合理，容易誘發避稅逃稅，甚至出現巨富沃倫·巴菲特所稱的富豪比秘書納稅還要少的怪象，因為稅則太復雜也不太可能及時糾正錯誤。拉弗建議改變美國的稅收體系特別是稅則，實行完整的單一稅計劃。

    拉弗還嚴厲批評了美國政府這些年來采取的扶貧政策（搭建保護弱勢群體和失業人員的“安全網”），認為不僅政策實際效果很差，沒有實現政策預期的助貧脫貧，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會分隔。在筆者看來，拉弗對美國稅收和扶貧政策發表的批評，對中國的官員和專家也具有啟發意義。

    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及其后的公共債務危機爆發前，美國國內就已經涌動著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兩大危機接連上演，反自由貿易聲浪更甚。奧巴馬政府為了獲取民意支持，不僅聽之任之，還屢次主動挑起這方面話題來轉移其它問題上受到的非議。拉弗在書中就此提出批評，認為“美國實施的所有配額或關稅措施都會傷害美國居民”，要想重新迎來經濟繁榮，就必須真正擁抱自由貿易。必須指出的是，拉弗的這番觀點，對于維持中美貿易在內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貿易穩定和經濟協作，具有重要意義。

    這本書還就奧巴馬政府所推行過的重大政策，悉數給予了點評批評；分別指出了美國的能源獨立、碳排放管制和交易、核能發電限制等能源政策，對汽車、保險、地產業等行業的扶持政策，醫保改革等政策安排的弊端。盡管這些批評不免帶有拉弗本人的主觀意氣和意識形態偏見，但仍不乏可圈可點之處。《重返繁榮：美國如何收復經濟霸權》在美國最早出版于2010年，可以說拉弗在當時就已經預見到奧巴馬政府而今陷入的各方面政策泥淖。我國的上述領域（行業）也面臨著改革調整的機遇和壓力，必然需要全面準確參照美國經驗教訓，拉弗的“挑刺”也應當納入改革決策者的參照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