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比爾頓（Nick Bilton）是眼下的紅人，素有“Twitter版甄嬛傳”之稱的《孵化Twitter》為他贏得了世界級盛名。這本《經濟學人》雜志評定的2013年度好書、多家權威媒體榜上的暢銷作品，講述了知名社交媒體twitter在創業初期創始人間權力斗爭、內耗不止，而對外卻一飛沖天、締造傳奇的商業故事。在書中，這位來自《紐約時報》的科技與商業版專欄作家，紐約最著名創客空間NYC Resistor的創始人之一，把自己既會寫代碼又會寫故事的本領發揮得淋漓盡致，《孵化Twitter》為人們描述了一場主題激動人心、情節跌宕起伏，金錢、權力、友誼、背叛元素一個都不少的“硅谷商戰”。

    比爾頓本人也說，所有的人歸根到底都是講述故事的人，無論是一篇文章或一篇報道，無論是賣一件衣服或一輛車，還是發篇講述如何度過周末的博客文章，都在講故事。而且他還聲稱，“未來，將是（能）講述故事的人的新世界”。且不論這個判斷可信度多大，或又該如何理解“講述故事、傳播故事、消費故事”，至少比爾頓是受益者。好萊塢電影電視制片公司獅門影業決定將《孵化twitter》翻拍成電視劇，而比爾頓則負責劇本創作，還擔任制片人。而另一方面，他的舊作《翻轉世界：互聯網思維與新技術如何改變未來》（I Live in the Future & Here’s How It Works: Why Your World, Work, and Brain Are Bring Creatively Disrupted）也被翻出來得以引進、出版，其對數字世界的觀察與報道，使他成為年輕一代的新媒體領袖。

    《翻轉世界》初版于2010年，在它前后沒差多久出版的以刻畫互聯網改變世界乃至未來為主題的著述，還有克萊·舍基的《認知盈余》、杰夫·賈維斯的《Google將帶來什么？》、尼古拉斯·卡爾的《淺薄》、威廉·鮑爾斯的《哈姆雷特的黑莓》、杰倫·拉尼爾《你不是個玩意兒》、馬克·鮑爾萊恩的《最愚蠢的一代》。不難發現，后面四本顯然持悲觀論調。幾位作者警告世人，小心，別被互聯網美好的表象和閃現的承諾所迷惑，從而喪失人的主體性，淪為技術的奴役；而包括比爾頓、舍基和賈維斯在內一幫人，他們是積極的樂天派，他們認為，互聯網將最大限度激發人的潛能，在深入變革一切的同時相信明天會更好�？傊�，網絡究竟是讓世界變得更糟還是相反，不妨翻翻這些書，日益增多的互聯網預言也著實有待驗證。但別忘了，在這之前還有一個很會講故事的尼克·比爾頓。

    《翻轉世界》照例以一個故事開篇。身為《紐約時報》大家庭一員的比爾頓退訂了老東家的報紙。這又是為什么呢？聽聽比爾頓自己怎么說：“它（《紐約時報》）聚集了眾編輯認為合適的內容，但卻并不是為了我、為了我的偏好、為了我的喜惡而設計的。更重要的是，等到那些經過仔細斟酌的紙上文字──永遠地印在紙頁上，而且是為廣大讀者挑選出來的──送達我家時，許多內容早已過時�！北葼栴D將矛頭直指傳統紙媒的兩大“阿喀琉斯之踵”：一是作為大眾媒體無法面面俱到、必然眾口難調；二是報紙印刷遠遠跟不上新聞的發生，時效性始終慢幾拍。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也正是因為互聯網——尤其隨著智能終端的普及和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對于資訊消費越來越講求即時性、點對點、個性化。所以，即便比爾頓沒有在書中點透，但他實際上觸及了紙媒的未來——消亡的或許是報紙，而繼續的依舊是新聞。比爾頓并不否認他攝取的新聞，絕大部分仍然來自《紐約時報》，只不過他用另一種更加數碼、更加動態的互聯網方式去攝取它罷了。

    比爾頓試圖解釋的是，他代表了很多同世代人對于獲取資訊的偏好，如他所寫“之所以偏好立即性的數字經驗，是因為這能使我與他人分享我最喜愛的文章，并在觀看其他讀者意見的同時，加上評論而參與集體討論……重點不在于印刷相對于數字，而是實時性、細節、鏈接、交互式圖像、影片，以及最重要的，超個人化”。緊接著，在隨后名為“兔女郎、市場與底線”的章節里，他又分享了一則故事。概括來說，那些曾經是《花花公子》、《閣樓》的讀者，如今也跟比爾頓一樣，很多人漸漸放棄了紙質閱讀，但這并代表了這部分讀者不再需要“色情”——相反，他們轉而去體驗數字化閱讀。事實上，在圖書和期刊之后，像電影、色情網站、3D影像、個性化視頻等層出不窮。比爾頓總是能給出妙趣橫生、又似乎在情理之中的解讀，他說“色情產業往往能走在科技應用的前方”，為“傳播指引方向”。在書中，他據此分析并推斷，未來的用戶既追求高度專業化的內容，同時也會對具有鮮明特點的業余產品感興趣，個人化的服務很重要，而且最好的服務展現并非應用相關科技，而是去創造出這種科技。

    由于比爾頓很注重講故事，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色情行業的“旨在勾起欲望”的敘事比較符合比爾頓選擇例子的標準。當然他在借助色情業強調傳媒要緊跟時代步伐、萬不可故步自封的同時，或許低估了色情業的邪惡性，也沒有點明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嚴肅媒體究竟該如何具體借鑒色情業——要知道，在保證報道公信力的同時還能滿足讀者低俗的需求是很難做到的，就像難以想象《華爾街日報》和《太陽報》讀者群是一致的那樣。

    不僅如此，能成為比爾頓例子范疇的還有電視、電子游戲等，按照他的觀點，這類娛樂體驗能激發人們的快樂感和創造力。他援引一組研究成果說，玩游戲更有利于培養外科醫生的手眼協調能力；飛行員一直利用視頻做模擬訓練等等。他的觀點，與更早之前史蒂文·約翰遜出版的《壞事變好事：大眾文化讓我們變得更聰明》簡直如出一轍，但論深度和體系化，與簡?麥戈尼格爾的《游戲改變世界：游戲化如何讓現實變得更美好》不在同一個量級。

    比爾頓擅長跳躍思維，整本書文字輕松，通篇都在暢談互聯網與媒體的未來。用他的話來說，敘事是很重要的，就像孩子們不愿意讀書學習，寧肯看電視玩游戲，究其原因，不是他們不夠專心，無法集中力，而是應該反思原有的課本、讀物敘事方式是否出了問題，不好玩？這樣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卻不免偏頗，畢竟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輕輕松松、妙趣橫生的。

    另一方面，對于企業應該從這些現象中該汲取哪些教訓，如何應對，比爾頓語焉不詳，沒有在輕松的敘述中給出明晰的思路。他承認，這確實讓人非常失望。鑒于這位數字媒體的鼓吹者對未來不無樂觀、自信，而他要讓人們信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對前面提到的悲觀派論調給予有力駁斥。例如，如何用最通俗的方式讓人們學會高雅與沉思？這是我們所關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