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毒膠囊、地溝油、造假羊肉、假藥……問題產品沒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老人跌倒無人敢去攙扶，公交車上也有老人對身體不舒服的年輕人動粗，理由是對方沒有主動讓座，振振有詞，讓本來贊同公共交通工具明確頒行某種讓座規則的人也變得無話可說。官員被查，好些人打聽的是“他得罪了誰”，感嘆“原來這么倒霉”，對貪腐和道德腐化問題反倒不聞不問。下級到上級辦事，把事情辦成了，基層官員獲得提拔，申請者獲批保障房，他人議論的是“找了誰”，言外之意不找人是決計辦不成事的——這種認識自然是偏頗的，卻是包括相當一批公職人員在內的民眾的“常識”。
倫理、道德、規則，乃至道理，在而今都成為了頗有點尷尬的詞匯，似乎是弱勢一方及“事后諸葛亮”們的專用詞。與之同時，這些詞匯的使用，往往會招致另一方乃至多方的嘲諷，意即“裝正經”。
一個健康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會容納價值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但后二者并不至于占據社會思潮的主流。反過來，如果我們把從倫理到規則，再到道理的社會價值體系悉數推翻，造就一個純粹的原子化的社會，其中的社會成員都不相信“善”也絕不按照“善”的標準行事，只看重利益，誰給的好處更多就贊成誰，必然造成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的瓦解。
著名學者、華東師大教授許紀霖在其出版的《中國，何以尖銳》一書中，對當今中國人精神狀況的現實表達出高度憂慮，對之概括為“政治上的犬儒主義、人生觀上的物欲主義還有道德上的虛無主義”。這種狀況，伴生的是相當一批民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物質欲望的滿足，但人們同時也感覺到精神的迷惘和無所適從，“善與惡、是與非、正義與不公的界限變得模糊不定”，不敢輕信他人甚至是至親的親人。
許紀霖在書中探討了上述局面出現的根源：首先，從短中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系以來，依靠中國民眾“野心勃勃，勤勞節制，充滿著貪婪和欲望”，一定程度上丟棄了重義輕利、懶散中庸的傳統，中國實現了富強的崛起，與之同時沒有注意文明價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因而在文明的崛起一項上陷入滯后，成為了世界體系中“一個偏科的模范生”。
許紀霖將國家崛起分為“富強的崛起”和“文明的崛起”，前者指的是GDP總量和人均額躋身世界前列，標志著物質文明水平的繁榮；后者則是國家制度體系及文明價值理念，與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頗有相通之處。在許紀霖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后偏重“富強”而輕“文明”崛起的發展方式，這個選擇實際上早在近代已經作出——中國在長達兩千年（秦漢至清代中期）都貫穿著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在近代后卻被“野蠻的歐洲人”打敗，中國文明陷入到相比歐美文明的衰敗困境之中。彼時，嚴復、梁啟超等先賢已經發現，西方文明強勢崛起的奧秘就在于富強和文明，盡管他們也認為后者更為重要，但前者卻關系到中國文明的生存和延續。自此，開始覺醒起來的中國人就追求物質和技術意義上的富強，即便是“現代化”的弊病經一戰而促成歐美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之后，也沒有更改過這種追求。1992年后的市場經濟建設，讓可計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發展思路相當程度上占據了主流，也確實得出了可觀的發展成果。
今天的中國人在“富強”追求專注度方面，已經遙遙領先于大部分歐美國家。從美國金融危機到歐債危機，歐美富國和窮國都競相向中國求援，這當然滿足了“愛國者”的虛榮心。但人們也普遍承認，支撐中國經濟長期快速發展的幾項前提已經發生動搖，譬如社會保障、環境、資源等，以及更為顯著的信任危機、道德危機。許紀霖歸結指出，“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當中，暫時舍棄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強……富強方面的崛起，其潛力已經窮盡，要進一步發展，成為改變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就是文明的崛起”。
許紀霖點評了近年來甚囂塵上的國家主義、“中國模式”言論，指出這些言論的實質仍是偏狹、旨在挑戰主流文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會讓中國繼續沿著“富強崛起”的單極方向前行。黑格爾就曾指出，“個別的民族精神通過與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會貫通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縱觀近代以來的文明史，挑戰者最終都會在付出極其慘痛代價后被迫回歸正途。因此，中國應當加速進一步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與之同時，按照英國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艾倫·麥克法蘭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中的說法，中國也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特文化和個性。
如何實現中國的文明重建？許紀霖認為應當進行一輪文明價值的再啟蒙。他批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近年來“只是被動地守住自由、權利、市場等教條”，不能、不敢、“不去主動地回應時代所出現的新潮流、新問題”，強調應正面解釋“社會正義問題”、“現代性的缺失面”、“物欲主義的挑戰”、“人生的意義和方向”等重要問題。
在《中國，何以文明》一書的第三篇，許紀霖反思了由于經濟學家濫用“經濟人”、“經濟理性”、“工具理性”，從而為“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主義”大行其道提供合理性依據的教訓。這種濫用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泛濫，但在經歷過幾十年畸形集體主義重壓、長期缺乏有規則有秩序的公共生活的中國，就使得很多人順理成章剪除了義務感和責任感。要重建公共文化、公共秩序、公共價值等文明建設的基本條件，而今顯得困難重重，但絕非毫無辦法與可能——制度建設可以為倫理再造提供堅實依托，同等重要的是個人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