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羅伯特·席勒（Robert J.Shiller） 出版：中信出版社

　　面對公眾對“風險管理”的忽視，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在其《新金融秩序：如何應對不確定的金融風險》中卻提出了一套以保護各國財富為目的的全新風險管理基礎架構——所謂的“各國財富”其實就是維持民眾基本生活的經濟成就。希勒希望能通過他的理論闡述來糾正公眾對科技和經濟風險的高度誤解，并以更清晰、更準確的方式讓世人明白他們所面對的真實風險。

　　作為“標普/凱斯-席勒住房價格指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希勒針對金融業、融資市場、保險（放心保）業、稅收、房地產、社會福利和國家合作等提出金融和經濟風險的“六個理念”，其所闡述的觀點頗具前瞻性。

　　第一個理念是擴大保險業務的覆蓋范圍，使其能夠應對長期風險。生計保險就是一種用來保護個人收入的保險。住房權益保險是一種保護住房經濟價值的保險，它遠遠超越現有的住房所有者權益保險產品的功能，現在的保險合同只能應對火災之類的風險，但是新的產品能夠保護住房不遭受任何價值方面的損失。這個產品是希勒和另一位經濟學家阿蘭·韋斯在1994年首先提出的，就其現有的形式而言，人們可以通過將保險合同與房地產指數掛鉤的方式避免道德危害的出現。

　　第二個理念是為“宏觀市場”量身打造的。“宏觀市場”概念最早是作者在1992年的牛津大學克拉倫登演講上提出的，指一個規模龐大的國際性市場，其需求的產品主要是各國的遠期國民收入和職業收入，同時也包括房地產類的非流動性資產。某些此類市場上交易的風險價值將遠超當今世界所認知的程度。希勒甚至設想過建立以全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之和為標的市場，建立以所有有經濟價值的物品總值為標的的市場。從其交易標的來看，這些市場所處置的風險比當今任何一個金融市場的風險都重要，而且能轉移人們對股市的注意力，從而消除現有的投資壓力和波動風險。

　　第三個理念是收入掛鉤型貸款，也就是銀行及其他借貸機構可以根據個人、機構或政府的收入水平決定發放貸款的額度。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預期，則自動減少貸款余額。收入掛鉤型貸款使借款人能出售自己未來收入的股份，或出售與自己收入對應的收入指數的份額。這種貸款能使目前的借款人陷入困境甚至破產的窘境時得到有效保護。

　　第四個理念是不平等保險。設計這種產品的初衷是為了解決一個國家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希勒提議修正累進式稅制，從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之后能彌合過度的收入差距，而非武斷地通過稅級解決問題。

　　第五個理念是跨代社會保險體系。希勒建議重塑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系統，能實現不同輩分、不同世代之間的人分擔風險。

　　第六個理念是通過國際協議管理國別經濟風險。這種前無古人的各國政府間達成的協議在形式上與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協議相似，但在覆蓋范圍和解決問題的高度上都遠遠超越后者。

　　在勾勒這幅壯闊的“新金融秩序”全景圖時，席勒還注意到未來社會是發展導向型的信息社會，年輕人的理念和才能是這個社會發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沒有一種制度為他們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他們就無法將自己的智力財富轉化成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由此，為了更生動形象地分析“六個理念”的美好圖景，席勒還化繁為簡，講述了“一個印度女孩學小提琴”的故事。

　　假設有位來自印度的年輕女性住在美國芝加哥，她的理想是成為小提琴演奏家。由于演奏家的收入前景不確定性太強，她很難借到培訓所需的費用，因此充滿擔憂。如果存在一種網絡貸款方式，也就是當未來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低于預期時，她不用全額歸還貸款，那么她肯定會考慮這種全新的科技手段。這筆貸款使她能輕松地追尋夢想——即在收入較低的情況下不用清償所有貸款，在未來多年中所面臨的風險將由職業收入水平指數決定，而這個指數完全由計算機管理的網絡匯總整理。她為職業發展而承擔的絕大部分風險最終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分攤。

　　但她還為遠在印度的親屬擔憂，因為他們工作的行業正在衰退，他們原有的特殊技能很快會過時。如果他們供職的公司預見到前景黯淡，就該為員工購買生計保險。保險公司會把保險合同承擔的風險轉賣給全球市場中的投資者。另外，印度政府還和其他國家的政府達成了風險分攤協議，也為那位女性的親屬提供進一步的保護。還有，新的數字技術的出現，能同時管理所有這些風險，使人們能用里約熱內盧的利好對沖芝加哥的利空，用南非紅酒生產商的收入增長抵充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下滑。最終形成的將是經濟運行更平穩的格局，也必將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

　　吊詭且讓席勒嘆謂的是，當下金融世界還沒有形成“六個理念”，他舉例所講的那位印度年輕女性面臨著“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兩難境地，她只能放棄當小提琴演奏家的夢想，轉而空等一個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合適時機。她手頭沒有關于理想職業的預期數據，也沒有手段保障自己的經濟安全，只能選擇一個無趣的職業。她遠在印度的叔叔失業后也無法再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被迫提前退休。她遠在英國的父母眼看著周邊社區的房價下跌，自己的住房也在貶值。整個區域的經濟陷入疲軟，英國股市下跌導致他們的投資也受損。最終，他們連養老錢都保不住。

　　按照席勒的設想，前三個理念主要針對私營領域，分別是保險業、融資市場和銀行業。這三個領域的風險管理概念是一樣的，但運用風險管理基本概念的行業環境存在差異。每個行業（保險、融資和銀行）經過多年發展之后，都開發出了獨特的遏制道德危害、撰寫及簽訂合同以及選擇客戶的方式方法。在根本性創新變革風險管理手段的階段，最謹慎的做法還是在既有的基礎上擴展，對每個行業特有的知識給予充分尊重，金融大眾化和推廣化也要在這個前提下進行。

　　后三個理念則主要是為政府行為設想的，需要政府通過稅收、社會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來推進。政府天生就有風險管理的職責，原因有四：其一，長期風險管理需要法律制度的穩定作為前提；其二，居民個人制定和簽訂長期風險合同的能力有限；其三，社會基礎制度的管理必須以保障社會民眾的利益為前提；其四，簽訂國際性合同必須由各國政府就不同的國家政策達成一致。

　　除了“六個理念”之外，席勒還提出了一些新經濟(310358,基金吧)環境中應有的信息技術基礎架構，比如新的全球風險信息數據庫，那是一套能為人們有效提供風險管理所需數據的系統。當某位生物化學家希望購買一份應對DNA重組職業風險的生計保險，他可向保險公司提供一個密碼，使該承保人能部分獲取他的個人信息，從而也就可以針對他本人實際的職業發展狀況擬定保險合同的部分賠償條款。這份協議可以根據其經濟狀況的許多決定性因素約定其應得的福利，也就等于為他提供了一份終極職業保障。

　　盡管《新金融秩序》包含了種種研判和推測，但我們卻并不能把它理解為對于未來的預言。席勒所描繪未來“新金融秩序”向人們傳遞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重塑思維框架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人類社會過去就已經成功重塑過類似強有力的思維框架。德國在19世紀80年代推出殘疾、醫療和社保等體系時將它們稱為“保險”，使這些制度在人們心目中具備了合法性。美國推出社保體系時，個人繳納的款項被稱為“貢獻金”而非“稅款”，因此人們按自己曾經的付出在未來收取回報時就具有了合法性。把低收入補貼重新規劃為所得稅抵免，促進了人們對這個概念的接納。但強有力的思維框架重塑，還不是挑選適當的名稱那么簡單，它同時需要給這些制度設計出合理的結構，使其能經受時間的檢驗，使那些無論社會如何變化都持久不變的良知對這種最初的思維框架起到不斷強化的作用。這也正是席勒一再反復強調的：在創設跨代社保體系時必須將其做成一種工具，以有效平衡不同世代的人所承擔的真實而重大的風險；要在承擔不同風險的國家之間簽訂風險管理協議，并且通過有前提條件的、合理的轉移支付條款保證這種協議的執行最終形成比較合理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