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強調物質利益在調集工人農民積極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著計劃經濟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來調整農輕重的比例；后來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強調“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當時的定位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只是幾個字的改換，不過這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中國經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打下一個非常堅實的制度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再次強調“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論斷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從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風險和成本比發達國家低很多，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數倍于發達國家。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長3%。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善于利用后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10%。

　　可是從經驗事實來看，從“二戰”后到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然后進入到高收入（中國臺灣與韓國），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是西歐周邊和發達國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歐洲國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二戰”后的發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強調通過政府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現象，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也就是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視了市場。結果以對市場的各種扭曲建立起來一些先進的產業，但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學的第二版——新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市場，忽視了政府的作用，主張采用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在同一時期，有少數經濟體取得了成功，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場”，也有“有為的政府”。為什么有效的市場很重要？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是一個國家在國內、國際市場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企業追求的是利潤，只有在充分競爭、完善有效的市場體系之下形成的價格信號，才能使企業家按照當時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產業的選擇，從而使整個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為什么有為的政府也同樣重要？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隨著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安排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的完善不是一個企業家單獨能推動的，必須要由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組織協調相關企業的投資或由政府自己提供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還需補償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先行企業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樣技術和產業才能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順利進行創新和升級。所以，一個發展成功的國家必然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再加上一個有為的政府。

　　對于轉型中國家，有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轉型中國家因為過去所采取的戰略，遺留了一批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對這些企業的保護補貼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則會帶來大規模破產、失業，造成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需要政府給予原有的產業一些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轉型中國家由于過去政府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導致基礎設施非常差，同時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揮積極作用去克服。

　　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漸進的雙軌制，即一方面對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給予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面放開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讓市場發揮作用。這樣一個轉型方式使得我們能夠維持穩定和快速的發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最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斷惡化，腐敗現象越來越普遍。其原因在于為了保護、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業，我們保留了一些對價格信號的扭曲，比如通過金融抑制人為壓低資金價格，將金融資源主要分配給國有和少數非國有的大型企業。這相當于給大型國有企業和這些比較富裕的群體提供了補貼，而補貼這些大企業的是把錢存入金融體系，得不到金融服務而且相對比較窮的中小企業、農戶和一般家庭。對于能拿到資金的企業來說，因為資金價格相對便宜，所以投資的是資本相當密集的產業，這樣的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少，從而也會抑制勞動需求和工資，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此外，資源價格也偏低，誰能拿到資源開采權，誰就能馬上致富。這些扭曲都創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尋租的行為，導致腐敗貪污。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資本十分匱乏。當時以對市場的干預、扭曲給這些資本密集型大型企業保留一些保護、補貼是維持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必要，屬于“雪中送炭”。經過34年高速發展，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在這種狀況下，繼續保留那些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了“錦上添花”，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蔓延。

　　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需要消除對市場所遺留的一些干預、扭曲，讓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這樣一方面能夠讓經濟更好地按比較優勢發展，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揮好的作用，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穩定，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地推動技術、產業、技術、制度等結構的變遷。

　　如果能這樣做，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穩定、健康而且比較快速的發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幣升值，很可能可以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邁出堅強的歷史性一步。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