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德：在金融民主化的過程中，您認為應該吸引更多的人參與，但金融創新越來越復雜，即使專業人員也無法看懂，這種大眾參與是否會淪為形式？

　　羅伯特·希勒：我覺得需要一個領導者，這樣一個角色由政府或者執法部門來擔任就顯得特別有效。通過領導者，我們對金融體系進行擴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讓金融更廣泛地滲入到民眾的生活中去。這就意味著，賦予普通民眾平等地參與金融體系改造的權力。

　　目前，大多數人很少或者甚至無法獲得可靠的信息，他們經常遇到的是推銷金融產品的人，而這些銷售人員則沒有動力把本應告訴民眾的知識全盤托出。我所號召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們對金融運作知識的了解，提供給公眾更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會來源于金融顧問、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而目前只有少數人能獲得這些專業人員的信息。這就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完整和開明的金融體系。

　　我也建議，讓大眾能夠全面獲取相關金融信息，能夠通過人工及電子的方式積極且理性地把握機會，從而保證民眾是當代金融體系的參與者，而非各種金融機構推出的各種產品的受害者。

　　我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至于大眾的參與，我并不認為金融創新會來自那種一直待在一個地方，不學外語，一生沒有出去過、只待在當地的人（Local People），他們應該是來自于那些會外語，奔走在世界各個角落，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

　　同時，為了避免你提到的那種淪為形式的參與，我們應該加強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的要求，因為這兩門學科能夠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從而告訴我們到底是什么使人無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決策，創造并推行這些金融創新是應對經濟不平等的最佳策略。

　　王爾德：您剛才提到金融創新，那么您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過度的金融創新造成的嗎？為什么？

　　羅伯特·希勒：金融創新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金融創新可能會導致這種危機的出現，但這并不表示金融創新本身不好。就金融創新而言，并非過度，而是不足。因此，化解金融風險的出路，還在于金融創新。這看起來像一個悖論。

　　不過，金融危機提醒我們，進行金融創新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服務于保護整個社會資產這個最根本的目標。為了保證目標得以實現，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華爾街培養并監管不同的從業者——首席執行官、交易員、會計、投資銀行家、律師和慈善家，通過倡導他們心存良善的從業行為，進而影響整個華爾街的文化。

　　王爾德：您在書中提到，中國應該改善金融制度，以改善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您有哪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羅伯特·希勒：我認為中國政府應制訂一個長遠規劃來迎接可能更大的貧富差距的來臨。這是極其重要的。中國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人們不喜歡不平等。但是現如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好好討論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希望在中國，或者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看到有一個非常長遠的計劃，比如30年的計劃，這和目前通行的五年計劃不同。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法國的例子。當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提出的最高75%稅法議案獲得法國議會通過時，人們都震驚了。這個議案指出，要對個人所得超過100萬歐元的人征收75% 個人所得稅。該議案可能會在2013年開始實施，為期兩年。但是普遍的反應是，這個比例太大了。但是我認為，如果不平等程度變得那么可怕，這是政府必須采取的措施，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是如此。

　　類似于法國，如果中國政府現在可以出一份報告，比如20年之后會對個人所得超過1億元的人征收最高多少比例的稅收時，人們就可以開始面對現實并討論這些問題，并最終獲得一個比較統一的觀點。

　　我建議，中國政府應該根據社會不平等程度編制稅務系統用于參照的指數。在不平等現象指數（我也曾將其稱為不平等現象保險）的指導下，政府不應該通過立法為每個不同的稅收等級強制規定一個固定的所得稅稅率，他們反而應該提前擬定一個公式，根據稅前收入的不平等狀況，以其統計學測量手段規定不同程度的稅率。如果個人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那么這種稅收制度會自動調節不同稅級之間的差額。在我們知道收入差距將要擴大之前，在人們知悉實際上誰會被征收更高稅金之前，強制推行這種指數系統解決不平等問題，這就是一種金融的解決方案。所以編制這一類指數的意義在于管控風險，也就是在不平等現象加劇的情況出現之前就做好準備，這與保險合同十分類似。實際上，不平等現象指數可以被視為一種保險——針對不平等程度的保險。

　　不平等指數可以有兩種編制方法，一種能夠逐漸使不平等差距縮小，直到其程度回歸到人們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種則是簡單地將不平等程度封凍在當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惡化。后一種方式可能是從政治角度考慮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種，這種方式編制出的指數在很大程度上使顯著的收入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其目標就是單純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現象嚴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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