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博思艾倫公司和賓客們烹飪私人晚宴是克雷格·斯托爾之類的超級明星廚師從超級精英更廣泛的崛起中獲益的途徑之一。庫默爾最后的旁白揭示出，迎合大眾食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明星廚師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晚餐快結束時，庫默爾告訴酒足飯飽的來賓，斯托爾暫時還沒有出書，所以食客們只能領到一些五彩繽紛的意式瓷盤，上面畫有德爾菲娜標志性的海鮮菜肴，用來紀念這一生中難得的晚宴——“難忘的回憶”。一位來賓的妻子第二天一早將乘坐私人飛機飛回韋斯切斯特，有人向她展示瓷盤，德爾菲娜已經用氣泡墊將瓷盤包裹起來，然后牢固地裝進適合飛機旅行的硬板紙盒里。最終，她接受勸說將這個瓷盤帶回了家。
超級明星可為精英提供昂貴的私人服務，也可為大眾提供價格較低而規模更大的服務，將兩者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是利用他們非凡本領賺錢的最強大手段。廚師到最近才明白這一賺錢之道，而服裝設計師可能是第一個悟出此道的。第一位革新人物是查爾斯·弗雷德里克·沃思，她是時裝界的伊麗莎白·比林頓——19世紀超級富有的歐洲精英涌現，他是從中抓住商機的超級明星，但他必須創立一個新的行業。沃思于1826年出生，從倫敦起步，之后在法國當布商。他發現，為顧客縫制衣服是個拓展業務的機會，而不僅僅是賣布料給他們。沃思最終說服了起初十分猶豫的幾位雇主，于是他們創立了一個小型的女裝裁制部門。隨著這個部門的利潤越來越多，沃思也成了公司的合伙人。這一成功讓沃思信心倍增，他于1858年創立了自己的公司，由瑞典投資人奧托·古斯塔夫·博貝里出資贊助。不久，沃思就創立了一個新的超級明星行業——高級定制時裝業——并成了開山鼻祖。
沃思將自己的商標縫到他設計的時裝上。沃思不縫制客戶設計的服裝，而是每一季設計新的時尚款式來呈現自己的風格，然后為他的客戶量身定制。沃思熱衷于技術的應用。1851年，艾薩克·辛格發明了第一臺性能可靠的縫紉機，7年后沃思開設了自己的女裝裁制商店，他手下的女服裝設計師在手工縫制較慢、效率較低的時候采用縫紉機縫制。沃思還熱衷于使用工廠制作的裝飾品，如絲帶和蕾絲等。
沃思不懈地爭取歐洲貴族客戶以打響自己的名氣。其中一位早期客戶是奧地利駐法國大使的夫人保利娜·馮·梅特涅公主。當拿破侖三世的夫人歐根妮皇后開始穿上他設計的時裝時，沃思無疑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經濟上，他同阿斯特、卡內基、范德比爾特等富豪一樣是美國“鍍金時代”的受益者。這些富豪會送他們的貴族夫人到巴黎采購全套行頭。富豪們也會飛越大西洋購買時裝，為婚禮或奢華的化裝舞會等一些特殊場合做準備，因為像1897年馬丁舞會之類的聚會已成為19世紀精英社會生活的固定娛樂活動。
沃思遠不止是超級明星商人，他還是創新家——為歐洲和美國崛起的超級富豪裁制時裝并向他們出售，是他最先開辟了這一新途徑的。19世紀70年代，在他事業的頂峰，他的年收入高達8萬美元，他設計的一些時裝售價高達1萬美元。可以肯定那是一大筆財富，但是，正如比林頓女士的收入受到觀看現場演出人數的限制，沃思的商店一年縫制的6
000~7 000套禮服必須根據每位顧客的身材量身定制。
由于卓別林可以將表演傳播給大眾，他頭上的超級明星光環比比林頓夫人的閃亮不少。與之類似，當時裝設計師從高級時裝定制業務拓展至成衣生意后，他們的財富以幾何級數增加。這一變革發生在1966年，那一年伊夫·圣·洛朗在巴黎第六區的托儂大街上開設了第一家
“塞納河左岸”成衣商店，距離沃思和博貝里一個多世紀前開設的第一家商店不到兩英里。
時裝設計師花了很長時間才從大規模生產中獲利。一部分原因是縫紉機沒有立即投入制作精致而便宜的女裝——這類女裝是利潤最豐厚的時裝市場。19世紀中期，美國內戰和歐洲普法戰爭爆發，發明天才對縫紉機（在19世紀50年代，其革命性相當于如今的智能手機）投入的熱情幾乎迅速轉化為軍服的大規模生產。
工廠制作的女裝仍然難以提供價值主張。研究發現，即便到1920年末期，在家裁制女裝平均需花費20美元，仍比買現成的女裝平均花費的30美元要便宜（從女裝設計師處購買女裝平均需花費35美元，相較之下是最貴的）。一部分原因是制作女裝的技術大大進步了，縫紉機在家里的使用效率和在曼哈頓服裝區的“血汗工廠”里的使用效率幾乎一樣。只要你的妻子或女兒的勞動力比曼哈頓中城的外國移民更廉價——對很多美國人而言確實如此，那么購買成衣就是一種奢侈。你應該還記得，美國作家勞拉·英戈爾斯·懷爾德在《大草原上的小屋》中提到，富裕的同班同學因買得起店內現成女裝而招致嫉妒。另一部分原因是合身問題，女裝比男裝更講究合身度，因為女裝通常更貼身，而且需要跟上變化更快的式樣。
我們對于合身問題至今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女性讀者聽了可能會嘆氣，而1941年出現了一條分界線。在一項雇用“大蕭條”時期受害者的政府資助項目中，美國農業部為將近15
000名女性度量身材，并發布了數據，創立了第一批標準女裝尺寸。縫紉的工業技術也發展迅猛，到20世紀50年代，單個女服裝設計師用縫紉機裁制一件女裝所需的時間是工廠裁制一件女裝的好幾倍。
伊夫·圣·洛朗意識到，設置標準女裝尺寸和縫紉的工業技術這兩項創新使超級明星設計師能從規模經濟中受益。同表演、演唱和烹飪一樣，現代時裝設計（與普通制衣相對）是為“鍍金時代”精英而專設的昂貴服務。圣·洛朗明白，他進軍成衣業意味著同定制時裝范式的徹底決裂，他試圖將自己提倡的平民主義變成一種美德。他喜歡說，如果時尚的唯一目的是為富有的女人提供著裝，那么它會令人非常不安。[但請注意：“塞納河左岸”的第一位非常矚目的顧客是法國演員卡特琳·德納夫；1987年，在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的暴跌后，圣羅蘭（YSL）成衣時裝展推出了一款價值10萬美元的鑲鉆夾克。]
當時，許多圣·洛朗的女裝精英設計師伙伴都驚恐萬分。伊曼紐爾·溫加羅寫道，“塞納河左岸”的開業使他倍感沮喪。皮爾·卡丹在該店開業一年前對成衣淺嘗輒止，他警告道，由于齊平化和標準化，我們會在自己編織的世界中“單調乏味地死去”。
然而沒過多久，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通過時裝定制和成衣的結合——為超級富豪提供昂貴的私人服務，并利用技術擴大時裝的影響規�！獣r裝設計行業頂尖的設計師可以從馬歇爾效應和羅森效應中獲得巨大收益。1975年，圣·洛朗的收入達2
500萬美元，是查爾斯·沃思事業頂峰時收入的100倍（已考慮了通貨膨脹）。沃思比他手下的法國女服裝設計師要富有，而圣·洛朗同他的成衣生產線上的國外制衣工人相比是名副其實的頂級富豪。同律師界、表演藝術界和廚師界一樣，時裝界中超級明星領先其他人的距離越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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